精华：谈北京治港机构的拨乱反正

　　随着香港七一的临近，与习近平视察香港相关的消息开始在各个渠道传播。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消息，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七一讲话”，这无疑是外界观测北京未来治港策略以及香港发展的重要窗口。

　　日前，多维新闻采访了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他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称要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进一步的规范化，对民主派而言等同于没有空间可走。而且胡志伟同时给出澄清，认为北京所担忧的所谓香港存在很大国家分离群体事实上并不存在。此外，对于北京治港机构的拨乱反正、对于陆港两地思维差别等问题，胡志伟也逐一进行了评析。

　　多维：连日来，外界普遍都很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时的讲话，你作为民主党主席，对此次习近平视察香港以及涉港讲话有什么样的期待？

　　胡志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张德江已经是中央政府的第二把交椅了，他讲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实施进一步的规范化，我觉得这代表了我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但是我也理解，因为张德江是第二把交椅，不太可能完全不代表中央。但是，习近平会希望，香港往后的走向是跟我们评估的一样，就是说，中央越来越强硬的时候，香港的反差越来越大，简单来说就是整个把民主派的板块绑紧，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走了，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了用强硬的态度去处理香港的问题。

　　如果习近平讲话不从这个角度去拨乱反正，让人相信中央政府其实对香港是没有张德江讲的这么强硬，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收紧香港的管制，我们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抛开这些揣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相信香港人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爱港的，包括泛民主派内部大部分人。其实我自己觉得，说泛民主派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心为香港出力的，也是不为过的一种说法。

　　多维：香港毕竟有100多年的殖民史，在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解上，中央和香港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以至于中央每次释法，都认为自己是有理、有据、有节的，但在香港则会出现极大的反弹，基于不同的理解，使得现实中出现了两部基本法。

　　胡志伟：如果你回头去看上世纪80年代草签《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一些中央重要官员的公开讲话，基本上从文字上的理解是比较宽松的。除非之前的话不算数，今天的理解才是算数的。比如民主制度，鲁平在1990年有一段讲话。当时英国政府问他：“你能保证香港能够实施普选制度吗？”鲁平回应：“我不用保证。写了就是写了。民主发展的事情是香港内部的事情，是内部自治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这段说话，难道鲁平当时讲的不代表中央政府吗？如果去认真阅读当时中央高级官员的发言，能整理出香港人和国际协会理解的一种状态。对比今天的要求，就会发现其中的改变，更加偏重今天的中央政府如何理解一国两制的实施。

　　多维：我们是否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当时的提出毕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当今香港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局面来看，能否更务实一些？

　　胡志伟：这个务实的方向，应该去寻找从哪里能够重塑互相的信任。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担心基本上存在与国家安全的框架之内，例如很担心香港的这些政党有些存在外国势力的支持。

　　但对于这个想法，第一，对于大部分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没有任何证据去支持这种说法。我现在已经是民主党主席，至少我还没看见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从组织上面，对于我们主流政党，每一个决定是通过我们的人大会，中委会、中常委详细的讨论而决定的。因此说我们某一个人和其他地方有联系，会影响到整个政党，我只能说中央对香港非建制派党派的内部不太了解。我不排除有些政党存在一个人引导、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但像泛民派的主要政党，都不是这样的一言堂。

　　因为我们参与的是民主选举，我们的立场和走向需要面对民众对我们的监督。大部分香港人的看法是不可能偏离太远的。比如，我们民主党是相信，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港独是没有出路的。但我们的这个看法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是在1994年成立民主党时就已提出 。我相信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在经历过殖民地政府、回归并持续到今天的政党。

　　对香港人来说，如果问回归之前生活过的人，绝大部分认为香港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有很多人追求国家的进步，单这个进步不单单代表经济上的进步，还包括软实力的进步，如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拥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等。中国如何在除了经济方面外，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抬起头。仅仅依靠经济实力的话，我们认为经济变化是很快的。

　　在过去的十年，在内地很多民众可能真的变得很有钱，但一些人将一些不好的习惯带到了外边，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是感到很丢脸的事情，而丢脸也就会影响到香港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我也不希望中央政府被有些人刻意利用，扭曲了对独立、极权概念的理解，认为香港存在很大的一个群体，追求所谓的国家分离，我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

　　然而时间不在老年人的这一边，现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脑中有很多问号。如果想要解开这个结，首先，中央政府应该对香港特区政府内部事情的投入和干预要拨乱反正，比如中联办，本来仅仅是一个联系的角色，现如今已有几千人的编制，这意味着他们将跑到香港的每一个角落，因而逐渐增加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得到其个人的利益。在这个互动中，他们就逐渐倾向于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

　　多维：对中联办的任务增设，以及治港机构本身职能的混乱，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可能是无一机构能够成为香港事务的最终拍板者，但是每一个机构都能插手进来，以自身为主导成为一个利益链条。

　　胡志伟：2003年之前的中联办是很低调的，没有积极地参与，也不会派人参加地区的每一个活动。今天中联办已经变成这样的角色。

　　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广泛的参与，如果张德江讲的话是反应了内部的一个想法的话，就是说他一直吹捧澳门的承重、澳门的管理方法，澳门的一套其实是等于中央政府是全面的接入澳门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但香港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矛盾，第一步首先是中联办的角色和定位要做全面的大幅度的改变。另一方面，大家还是要回过头去信任香港，香港也很清楚知道什么道路是通，什么是不通。

　　如果你再看一条，就像台湾，台湾政府执政的民进党上台以后，虽然提民进党的党纲，也就是台独，是有这个部分的，也不接受所谓九二共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面对群众的压力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走的太远。

　　当然，今天在台湾面对着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名党本身不成气候，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如果国名党本身也是成气候的话，民进党就更不能走的更远，今天的矛盾其实存在与国民党本身的不争气。

　　所以，我自己觉得，要看清楚整个事情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刻意的把一些在香港群众眼中原来不是问题的、不存在于我们思考过程里头的事情，这些事情被提出来以后，就通过各种的手段把原来基本法的内容收紧。我觉得这会让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东西变成复杂化，我觉得是最不幸的一种状态。

　　多维：针对于同一个的话题，明显能感觉到两地思维模式的不同。港人更注重程序正义，而内地人更多考虑的是从结果来评断效果。

　　胡志伟：这个是肯定的，特别是过去20年。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程序公义，程序上怎么去做，而不是主观的意志去贯通。如果要贯通主观意志的话，最想要通过一个政治制度。比如说是民主普选的话，虽然不同意，但是香港人的决定只能接受，如果我不接受的话，可能4年以后5年以后再选另外一个人。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我们更本不知道梁振英他代表的是他个人利益还是其他。我们更本没有权利选择他做我们的特首，这等于今天面对林郑月娥一样。

　　也因为这个背景，梁振英的处事手段特别重视程序上面的公义，即程序上面没有犯错，这也是他最后应对反对派的意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我已经做好了，我的程序没错，通过这个程序去得到这个位置。

　　多维：这其中就牵扯到北京学者通常会借用的一组概念，即所谓的政治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认为香港的政治主导权虽然掌握在中央手中，但文化领导权其实一直在西方手中。放在20年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香港自身需要面对哪些迫切的问题，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更好的发展？

　　胡志伟：可能你觉得我讲的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如何能重建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信任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今天我只能说，商会之间的信任基本不存在，这个缺乏信任的问题还存在于民众对特首，对中央政府，甚至与对不同的各个政治党派中。

　　因此，重建信任本身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重建可能有几个手段，能从政治制度出发突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也是最难的一个方法。因为中央政府本身就可能对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有很多归类。

　　因此，我觉得政府首先要明白自己作为行政长官时，就是因为因素性不够，在处理问题时要很小心。举个例子，选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对香港好，但是也听到很多香港人对这个决定不满意，因此我今天重新让大家觉定要还是不要，你要我就做，不要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态度的问题，因为要重建互信，不能只通过制度的改变，要从每一个具体的行为，并不是对民主派让步就等于让政府的威信受到伤害，我觉得如果能跟各个不同的代表找一个妥协是很好的。因为行政部门最有权力的地方，如果只要求作为民主派让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通过展开对话，相互间找一个能妥协的空间，大家一起去为香港的未来去办事。但我总是觉得，如果新政府坚持政治制度，或者中央政府坚持政治制度还是一步不能做、一步不能让的话，就算你能找到一段时间的蜜月期，长期来说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