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回国不敢出国 刘晓波的两面人生

　　中国首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作家……身具众多标签的刘晓波，近日因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新闻，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作为中国民运的标志性人物、“六四”领导者之一，刘晓波以“六四”为界，由激进转向温和，第一个站出来反思“六四”，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当所谓民运人士争相逃往国外时，刘晓波坚守国内，甚至不敢出国，只因担心再也回不来……

　　“六四”学生运动发生时，时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的刘晓波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正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犹豫要不要办政治庇护。当学运的消息传到美国，刘晓波毫不犹豫地立即决定回国。

　　据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曾任《美洲华侨日报》编辑的王渝也回忆道，“我们都劝他不要回去，担心他的安全，那他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没有讲要去领导这场运动，他的讲法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群年轻人这么可爱，做了这样的事，他要回去跟他们在一起。”

　　在此期间，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同日，刘晓波起草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与胡平等人联署，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

　　1989年4月27日，刘晓波回到北京后立即参加学生运动，并给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带去了海外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美元和万余人民币。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刘晓波次日到广场支持和协助学生，并参与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起草并散发了《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传单。

　　6月2日，刘晓波发表《六·二绝食宣言》，与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开始48-72小时绝食，赢得了广场上学生的信任。因而6月4日清晨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刘晓波等得以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撤离广场，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因此四人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六四”事件后刘晓波被当作“操纵学运的黑手”被拘捕，中国政府发表批判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刘晓波的着作也被禁。1989年9月，刘晓波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大院判处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重大立功表现”免于刑事处罚。

　　温和“民主派”

　　“九十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用刘霞的话来说，就是越来越让人感到‘舒服’。”

　　作家余杰在2012年出版的《我无罪：刘晓波传》中如此评价1990年以后的刘晓波。也正如刘晓波1993年在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时所谈到，“在‘六四’时期的口号中，共产党和学生互相之间的不妥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仇恨心理。互相为敌的心理”，而它带给刘晓波的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种温和的民主主义。

　　这种温和，可以说是对现实的妥协，“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所以说，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是这样。”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吸取教训之后的结果。

　　此后，刘晓波为他心中的民主，多次发声，屡次入狱，以“零八宪章”影响最大。2008年，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300多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联合国宪章》发表六十周年时发表。

　　2009年12月8日，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次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2010年2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晓波上诉，维持原判。5月，前往辽宁锦州监狱服刑。10月，由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达赖喇嘛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提名，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对于自己的多次入狱，刘晓波在2000年1月23日写给作家廖亦武的信中说：“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它什么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

　　反思“六四”

　　“六四”是刘晓波一生的转折点，出狱后的刘晓波，作为曾经的学运领袖，第一个开始了对“六四”的反思。1992年在台湾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3年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性反省与忏悔，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争议。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刘晓波还披露了自己“六四”后接受央视采访否认天安门发生流血事件的心路历程。“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而“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这“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功劳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对于“六四”学运的激进，以致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在运动中的“自我膨胀”，刘晓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们“无法理性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正如1990年6月4日刘宾雁和柴玲在接受BBC采访时所说∶“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刘晓波作为他们口中应该负责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对于惨痛的结果唯有深深地忏悔，尤其是对“天安门母亲”群体。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时，刘晓波认为得奖的不应该是他，最应该得奖的是“天安门母亲”。

　　对于“六四”逐渐被淡忘，刘晓波对逃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提出了批判，认为他们透支了“六四”的财富。“我现在觉得大家淡忘‘六四’，是因为经历过‘六四’的那些人，过多地强调自己在‘六四’中扮演的英雄角色，过多地拿‘六四’作为资本。用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六四’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财富，苦难也是一笔非常丰富的财富，从这种财富中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智慧、经验、甚至美。但在‘六四’之后，悲剧的血和苦难成了向别人乞讨的资本；苦难作为一种向脸上贴金的资本。我觉得至今来讲，在这么长时间里，我看到的发表过的文章，没有一篇文章是检讨自己在“六四”悲剧中所负的责任的。”“在某种意义上，海外民运是移民运动。很多人都是拿到绿卡以后退出的，这种现象你们比我更清楚。等到留学生保护法案通过以后，绿卡都拿到了，民运对学生的感召力就更小了。”

　　在刘晓波看来，“‘六四’在中国的平反是早晚的事，但千万不要突然一下子平反。如果上来一个人为了打这张牌，突然宣布平反，那么在平反的时候他会得到民心，但在平反之后，局面他就控制不了，所有的洪水勐兽都会出来。而且，看看海外民运运作的情况，就可以想象到“六四”平反以后的情况。在一些人回国以后依据‘六四’分配利益的时候，中国将更加可怕。那将是一个人肉战场。最好的办法是，共产党假使聪明的话，在它稳定、可以控制政局的时候，它开始慢慢地释放老百姓因为‘六四’而积累的不满情绪。比如起码有几批人，一批人就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上层官僚，包括下层各个单位组织中因为‘六四’而被撤职、被调离的人的重新安排。用这种方法来慢慢抒解人们的情绪。”

　　本来一书生

　　刘晓波曾在1989年的《六·二绝食宣言》中表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2009年被定罪前，刘晓波在狱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很多人称他是在“装逼”，甚至他的好友也不理解他。

　　余杰则称赞“这是印度甘地最后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坚守’下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修练自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静坐涵养’（如二程、朱熹），另一条是‘事上磨炼’（王阳明），晓波的精神旅程是循着‘事上磨炼’的方式完成的。”

　　与刘晓波私交甚笃的陈军分析认为，刘晓波的这一“无敌论”可能有三层意思：“当时我们就讨论过怎么超越，就是说，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么不沾染他身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我的敌人，我只是顺便反对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标；第二，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第三，也许是信仰。我个人觉得，这三种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将刘晓波当作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来看，就很好理解他这一论调了。康德（Immanuel Kant）在《判断力批判》中称：“我们对于纯粹的‘美’的判断必须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赋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在早年深受康德影响的刘晓波看来，对于纯粹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一样要超越一切利害，何来敌人，何来仇恨？

　　“六四”学运时，刘晓波正在美国，听闻消息后，所谓的民运人士有5人打算回国，但最终只有刘晓波一人成行。1993年，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出国时，刘晓波完全可以留在西方，但他仍然选择了回国。此后，刘晓波又有多次出国的开会、访问机会，但他都放弃了，因为担心出去就回不来。据胡平披露，2010年时曾有消息称刘晓波拒绝了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名义前往海外的提议。相比，那些逃亡海外领美元的所谓民运人士，甚至假民运之名移民海外的人士，不知高尚几多。

　　刘晓波上世纪80年代在接受香港采访时，对于中国自由民主的落后，甚至提出了“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香港因为英国的一百年殖民才有今天的自由民主，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非三百年的殖民地不能达致目标。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真是天真、可爱，令人不禁想起五四时期鼓吹全盘西化、消灭的汉字的知识分子，想起清末的怪杰辜鸿铭。

　　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刘晓波又何尝不深爱着“祖国与人民”。对于平反“六四”，刘晓波提出的也是渐进式的，反对突然平反，因为那会使中国发生动乱，这与当前中共、普通老百姓中国不能乱的共识又何其相似。

　　刘晓波只不过是一个书生，一个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天真、可爱的书生。　(荏苒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