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共96年 盛世之下的巨大政治隐患

　　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旧五代史冯道传》

　　今年是中共建党96周年，大陆三十年无乱事，“海清宴然，四海丰足”，按照中国历史的辑录标准，当今大陆可堪盛世。

　　不过，从历朝历代的兴衰规律来看，当一个王朝臻于极盛之时，却往往是这个王朝衰败的开始。这是因为，在盛世之中的执政者往往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中，过分自夸于以往的成就，却忽略了被成功暂时掩盖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由此种下了衰败甚至毁灭的种子。

　　那么，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她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哪里？从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到20世纪90时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解体，一系列重大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威权政党最大的敌人并非那些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些呼啸聚散的氓民，而是党自身的体制弊病和意识形态缺陷，只有当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被击中之后，体制外的力量才有可能形成对体制的威胁和冲击。

　　稳定权力继承体制的构建

　　一方面，由于缺乏稳定的权力继承体系，党内斗争的外溢效应将引发威权体制的危机甚至崩溃。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事实说明，由于缺乏稳定、明确、可靠和权威的政治权力传承体制，使得苏共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断陷入一系列复杂、难解、破坏性的内部纠葛。从列宁（Lenin）到斯大林（Stanlin）、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Khrushchev）、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Brezhnev）、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太短），直到苏联灭亡，苏共始终都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过渡机制。

　　这使得苏共党内权力结构的稳固，依靠的不是可靠的制度，而是政治领袖自身不稳定的资历和威望。一旦党内资历较浅者如戈尔巴乔夫上台，由于正常的制度力量并不可靠，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压制强大的党内对手如帕夫洛夫、鲍里斯·普戈这样的人，戈尔巴乔夫就不得不鼓励并借力于党外运动和群众政治，这直接引发了体制外不可控之群众政治力量的剧烈膨胀，并迅速吞噬了苏共自身。

　　国民党的情况同样类似，因为其强人政治的传统而不具备稳定的权力制度根基，当蒋经国死后，新总统李登辉缺乏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和威望，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借用了民粹政治的力量，通过鼓励"野百合学运"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成功将自己的权力根基扎根于党外力量和群众政治，却使得民众政治力量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扫荡了国民党自身。

　　苏共和国民党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一个威权政党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拥有稳固强力的政治权力继承机制为前提——这不但是秦（沙丘之祸）、西晋（晋武帝传子）、隋（隋炀帝）、五代（相互残杀）、元（阿里不哥和忽必烈、明宗和武宗）等朝代迅速崩溃的原因，也是周、汉、宋、明、清等朝代国祚长享的关键所在。

　　意识形态挑战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崩溃使得威权政党难以应对本土化的冲击，并最终丧失权力的合法性。而历史也表明无论是苏共还是国民党，其政治崩溃都离不开自身意识形态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

　　苏共的革命意识形态，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稳固，渐渐成为党内极左派和新激进工人运动反对苏共统治阶层"天然正确"的政治利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思维鲜明的外国特性，又难以真正满足国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胃口。这使得苏共始终难以在俄国建立一个稳固、可靠、延续性的意识形态，并吸引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忠诚支持者。因此，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庞大的苏共几乎是瞬间就崩溃了。

　　国民党的情况也不能幸免。当“三民主义”和“光复中原”成为政治的痴心时，国民党的“大中华”意识形态在台湾也难以得到认同。当反对派扛着台湾本土主义席卷而来时，国民党除了被迫本土化，几乎毫无办法。

　　今天中共同样面临着相同的困局，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为反现行秩序的极左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尚方宝剑；而马列主义源于西方的出身，又使其难以真正获得日趋强势之本土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就像习近平在中共95周年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这说明，中共的意识形态必须随着时代做出调整，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执政现实。

　　对于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堡来说，她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苏共如是，国民党如是，对于中共来说，又何尝不如是。正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夺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对于一个96岁的百年大党来说，中共想必对此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