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这是刘晓波2009年在法庭上的陈述，即便在过去八年的漫长牢狱生涯当中，佢都拒绝公开摒弃对民主的承诺。难怪中国一众领导人既害怕他生，也害怕他死。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有信念的政党，无数人甘愿为它的革命事业牺牲，成为烈士。如今执政将近七十年，这个政党变成一个僵化而又推崇犬儒的建制。它将那些要求宪制权利的人关进监狱，禁止在国内提及他们，并用经济实力迫使外国政府沉默。在习近平主席治下，中国极力推进高压，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取得成功，除了对刘晓波这样的异数。
在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北京开始觉得这是个问题。这个奖项立刻令刘晓波成为因信念而被监禁的国际人士名单中的一员，加入了尼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季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的行列。
最后的一个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对北京来说，他是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类比。奥西茨基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正被关押在集中营。希特勒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家属代为领奖。
刘晓波得奖的时候，同样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正在服刑。北京不允许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反而将她软禁。在2010年奥斯陆举行的颁奖礼上，刘晓波由一张空椅子代表，外界开始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1930年代的德国相比较。
两者的共同点还包括严密的言论审查。1935年奥西茨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纳粹德国禁止人们提及此事，而今天中国对于刘晓波获奖也同样如此。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甚至禁止了“空椅子”这个词的搜索。他在国际上令中国尴尬，而在国内，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存在。哪怕在对于他是否适合转送的问题上，外国医生与中国医院提出的意见相左，香港有人参加烛光集会要求放人，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审查仍然使得公众基本无从知道这个正在步向死亡的诺贝尔奖得主。
选择性失忆是中国的国家政策，而从刘晓波入狱到死亡，政府一直在设法消除与佢有关的记忆。为了令家属难以探望，刘晓波被送到离家四百英里远的地方囚禁。他的妻子刘霞被监控重重包围，透不过气，最终身心俱疲，百病缠身。北京对挪威政府的惩罚，也令奥斯陆如今已很少评论中国的人权状况，或者刘晓波的诺贝尔奖。
但无论生与死，刘晓波的存在一直都没有被抹杀。中国对国外发布这个濒死之人的视频，原意显然是要向世界证明当局已经尽一切努力，令他得到善终。但是却带来了非当局所愿的后果，中国令刘晓波成为被压制的民主运动中的烈士，给了世界一个堪与1930年代德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相提并论的类比对象。
刘晓波直到癌症末期方获准保外就医，即使在医院，他仍受到严密守卫，好多朋友都不被允许来到他的床前。将近八十年前，奥西茨基也是药石无灵之际，在狱卒看守之下，在医院去世。
对于北京来说，满以为经过一段时期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成功证明一党专政的合理性之后，其人权状况以及政治宣传被用来与同纳粹德国相比较，是尤其令人不快的事。就在本月初，汉堡嘅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没有一位世界领袖在刘晓波的医疗问题上公然挑战习主席。随着中国对外日趋强大，对内日趋高压，为政治异见人士发声的人越来越少。
刘晓波并非一直都是一个异见分子。作为一个敢言的学者，他曾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出国的护照，在1989年之前他一直过着令人陶醉的生活。那一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成为了他人生路向的三岔口。在6月4日的屠杀之后，反抗共产党的代价，已经悲剧性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他的大多数同辈人，还有之后的几代人，都认定这个代价太高。他们选择了生活，选择了放下，选择了在体制内分一杯羹。
刘晓波是少数选择了另一条路的人。他在余生里都坚守着1989年的理想主义，先是彻底放弃了离开中国的机会，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自由。甚至在近年，他的律师表示，他还拒绝了用认罪换取自由的机会。
“既入地狱，就不抱怨黑暗……”
这是刘晓波曾写下的一句话。而诺贝尔奖颁奖礼上在他的空椅子旁边朗读过的陈述中，刘晓波仍说，他并不仇恨监禁他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以善意对待敌意。
这样一个人，难怪对北京来说会显得如此危险。对于一个充满妒忌心的执政党来讲，有一个有信念的党外人士已经是一种冒犯，而那些无法被收买或者吓倒的人，就是致命死敌。
不过，对于刘晓波来说，这场折磨结束了。他那临终病床空无一人的画面，将如同他那空无一人的椅子一样，缠绕着中国。中国会继续威吓、起诉和惩罚刘晓波的追随者，但却抹不走关于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记忆，正如纳粹德国抹不走81年前的耻辱。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