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之死与中国的衰退

　　异见作家刘晓波于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狱中度过将近九年之后，他于上周四在关押期间去世。他的去世既是一场悲剧，也是一桩暴行。对于囚禁他的人来说，亦是一种警告。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令中国爱好者们恼火，多年来，他们一直预测这个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个基于小学数学方法的地缘政治分析：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6万亿美元，如果它继续以每年低于2%的速度增长，而GDP为1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继续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过我们。

　　滴答，滴答。

　　那么，再说一次，趋势与现实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于1961年预言，苏联经济将在1984年至1997年间超过美国。一度，日本的GDP预计将于2000年将超过美国。欧盟也曾被视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者之一。

　　中国与这些未竟者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十年来，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都在放缓；目前正处于自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代以来的最低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处于12年以来的最高点，而生产率增长则处于16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萎缩，仅在2015年就失去了近500万人。去年中国的资金外流达到了6400亿美元；中国的上中阶层正在通过对房地产的选择用脚投票。

　　所有这一切可能正意味着，中国像一个年纪渐长的运动员一样，正在走上和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同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经济体从贫困之中迅速崛起，但是由于寻租的精英、工厂工资上涨、人口失衡等因素，渐渐走向停滞。这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银行几年前指出的那样，“1960年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国家。”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糟。为什么？刘晓波知道答案。

　　被“中国崛起”假说所迷惑的西方人常常认为，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权记录令人遗憾，但对它的经济未来没有影响。他们说，经济体靠的是投入，而不是价值观。他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独裁政权带来了效率和决策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充满纷争的民主国家做梦也不可能拥有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独裁者有时会很富有，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现代化的。效率可能意味着愚蠢的事情也会很快发生。对经济资源进行政治控制则是腐败与资本配置错误的秘方。直至今天，北京仍把它的经济作为国家宣传的延伸，它编造统计数据，并且错误地把发展视为威望的象征。

　　这种看法的核心错误是假设价值观不是一种投入。“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刘晓波在法庭陈词中写道，这番陈词后来成了他的诺贝尔获奖致辞（在他缺席情况下被朗诵）。

　　“正是这一进程，”他补充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创造力需要自由。各种创意需要竞争与冲撞的空间，不受社会和法律的处罚。随着经济走向创新前沿，对自由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可用信息与必要信息之间的差距需要尽可能地收窄。许多经济上必要的信息同时也是政治信息，这使得审查与镇压同经济动态发展的要求难以相容。

　　刘晓波明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模式注定会失败：这种远见卓识是令他入狱的《零八宪章》的核心。 “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份宣言中警告说。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听进刘晓波的教诲，北京迅速审查删改了关于他的报道，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上对他表达的哀思。但是，至少有一则尖锐的匿名消息来到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尼可尔·洪(Nicole Hong)的手中。中国的热心支持者们，看好了：

　　你们想把他

　　埋葬在泥土里

　　但你们忘记了

　　他是一粒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