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不韦到郭文贵 中国权贵资本的潜规则

　　万达、乐视、融创、复星、海航等几家近年来在海外频繁大手笔并购和投资的巨头企业，最近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敲打，它们在国内的信贷和公司发债等业务被排查与限制。而在过去，其海外并购和投资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和扶持。这除了反映中国严峻的金融状况外，也暴露出这些巨头企业和中国政府扯不清的隐秘关系。

　　资本与权力、资本与政治从来是孪生兄弟，这无关社会制度，不过，在当下中国，资本与权力或政治的密切程度要超过多数国家，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来就一直把权贵资本主义视作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对的。

　　今年以来，几个顶级富豪相继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贵外，股市大鳄肖建华、安邦掌门人吴小晖、地产商人黄如伦先后遭中国政府调查，舆论将之与中共十九大挂起钩来，认为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对权贵资本开刀。包括万达等企业最近的遭遇是否有这个含义我不作猜测，但防止权贵资本在十九大前“兴风作浪”对习近平来说却是必要的。设想一下，假如在这个关乎习近平历史地位的党代会前中国股市出现2015年那种崩盘景象，会发生什么？当局最近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是嗅到了金融危机正在逼近的风险。谁有能力在中国制造一场金融危机？非权贵资本莫属，一些权贵资本，控制着万亿资产，如果要在资本市场掀起一场风浪，是很容易的。有种看法就认为，肖建华参与了2015年的股灾。所以，对习和中共高层而言，决不能让类似2015年的股灾在十九大前重演，破坏这个精心编排的党代会，酿成经济危机甚或政治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整肃这些资本大佬。

　　除此之外，这些资本大佬与中共高层亲属曾经或目前仍有股权或其它官商勾结的关联，让高层的公信力与内部稳定面临一定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不说郭文贵未经证实的轰动性指控，称高层亲属和海航高管合作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将国有资本化公为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也曾通过对离岸公司的调查披露高层子女如何利用父辈权力和影响力参与商业活动和利益交易。故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当局正在协商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情况下，为竞争上位，党内高层不排除有人在此敏感时刻放料，制造内部矛盾，打乱习中央的人事部署。为防此种情况出现，当局需要采取动作，将那些有可能导致高层内乱的资本大佬予以控制，以免出现更多的郭文贵。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证之中国资本大体是合适的。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资本都是肮脏的，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如果不跟权力紧密地勾结起来，参与一些肮脏的腐败交易，很难做大。

　　原因不主要在于资本想主动作恶——尽管不排除一些富豪在获取第一桶金时或者以后主动投靠权力，而在于，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作恶的体制。在当局垄断主要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资本要想发展壮大，就不得不去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和权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赢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以黄如伦来说，前不久被天津市检察院以行贿罪起诉，其行贿的对象包括云南前省委书记白恩培。后者已经被判死缓。黄生于福建，后移民菲律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福建，据许多海外媒体报道，同当时主政福建的某前国家领导人攀上了关系，该领导人后来上调北京，黄也跟着上北京，开发了一个名为世纪金源的地产项目。黄后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复制了该地产项目的模式，以低价购得土地、又以建筑队垫资等方式将项目做起来，可以说，与该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是黄发达的起点。

　　黄如伦的地产发迹史在房地产行业颇具代表性，但其他行业也一样。比如吴小晖的安邦保险，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保险公司，2011年注册资本金变更为120亿元人民币，到2017总资产已经达到1971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的原因，同吴小晖与邓家联姻，以及几个红二代成为安邦的隐形股东大有关系。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私有化和金融市场化，几乎在每个行业，都产生了一批富豪。如同黄如伦和吴小晖，权力（政治）介入资本，资本也介入权力（政治），两者高度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形成了权贵资本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之后差不多20年时间，是权贵资本高速发展的时期，并在电力、金融、珠宝等行业，出现了几个政治家族垄断的现象。

　　中共放行权贵资本以及权力和资本向各自的领域渗透，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有意为之。前者是合法性的需要，后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要想赢得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办法就是发展经济，让商品成为拜物教，使人们沉醉在发财梦中。只要能使经济得到发展，让人们能够发财，不管用什么方式，无论白猫黑猫都行。不过，党国虽然鼓励全民致富，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并不是人人都能致富，党国还是希望把发财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子弟，所以才会有改革初期的“赎买”政策，即赋予官员或者官员的子弟一些特权和特殊政策，让他们经商做生意，当然，这个政策有一个好的“目的”——减少改革的阻力。

　　但这个政策一泛滥，在实践中就不仅止于高干子弟和下海官员，而必然波及权力本身，谁离权力最近，谁的发财致富机会就多。它打开了官商勾结的“潘多拉”之盒。现在回过头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实际上赋予了权贵资本一种“正当性”。

　　江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之后中共一次成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型，它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把中共从过去的工人阶级政党改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党，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的合法性问题。但“三个代表”客观上也导致权贵资本的壮大。因为要将资本家也纳入党的队伍里，就不能不赋予他们一种政治身份。而这种政治身份必然会成为资本的护身符。所以整个江泽民时期，是权贵资本的蜜月期。

　　江之后的胡锦涛时期，权贵资本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社会对权贵资本的不满增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2004年出现的一场全民性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为回应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胡提出了“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但“和谐社会”企图通过调和方式来抹平资本和大众的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权贵资本在胡时期并没有受到真正约束，还在继续壮大。

　　最近几年，权贵资本通过将杠杆运作到极致化，已经触发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对中共来说，权贵资本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中共想把权贵资本限定在经济和资本领域，但资本的本性是扩张，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要向政治领域延伸，在国家机器中寻找代理人，何况权贵资本本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结合的产物，扩张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有条件，通过干扰国家的产业、经济和金融政策以及人事安排等，进一步维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优势。可这样一来，势必使权贵资本和其他资本的矛盾加深，并从整体上损害党国的利益，导致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

　　权贵资本虽然在其发展初期有助于经济增长，增加中共“合法性”，然而，一旦权贵资本坐大，在经济上，它将扼杀市场竞争和效率；在政治上，加重权力腐败，制造和大众的对立。所以，权贵资本有利于整个权贵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例，这几年进入胡润富豪榜的亿万富豪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很多中产阶级有可能再次滑入贫困阶层。中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高水平，制约了发展后劲，使中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不过，即使在权贵阶层，这种利益也不是均分的，有些权贵获益多一点，有些权贵获益少一点，从而引发权贵内部的不满和分化。

　　对最高统治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权贵阶层维持大体平衡，不能让某个权贵势力坐大，挑战自己权威；另一方面，也多少要兼顾全社会利益。当某个权贵资本在他看来有坐大之势，引发权贵阶层其他势力不满，且也不利社会利益时，就需要对其清理了。因此，习近平是否要对前述几个顶级富豪进行整肃，给十九大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环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他们被抓肯定是在资本和权贵的勾连中有违法行为，触犯了党国利益），关键是，不是这个富豪，就是那个富豪要遭到整肃。总有些人因为某种原因要成为权力整肃的对象。

　　虽然资本做大后，可以支配权力，但在党国体制下，终究是权力支配资本，尤其是当资本过于招摇，染指政治或者卷入政治斗争中，它遭到打击几可肯定。历史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吕不韦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他靠投机和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腕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和相国摄政，在秦国政坛呼风唤雨几十年，为秦国的稳定和最终统一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当他的权势触及王权本身的利益后，也就埋下了祸根，最后被秦始皇逼得服毒自杀。胡雪岩是中国商人的又一偶像，相比吕不韦，他是以红顶商人的面目出现的。他的发迹得益于左宗棠等人，早年，他作为权臣左宗棠的幕僚在镇压太平军中有功，被慈禧赐予二品顶戴，但在晚年却陷入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斗争，成为左李权斗的牺牲品，虽然保得性命，终一贫如洗。吕不韦和胡雪岩，相隔两千余年，一个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一个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然而最后的命运却很相同，在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决定游戏规则的制度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种游戏规则在今天也没有本质的改变，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如那两个时代，因为少了道德的约束。所以，权贵资本虽然是最有权势的资本，然而，在权力面前，尤其是在最高权力面前，它又是一个弱者，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出于政治需要而打压和牺牲掉。说得难听点，包括权贵资本在内的中国富豪，在权力面前，不过是一只养肥了待宰割的羔羊而已，他们和其他商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权力的庇护。可权力一旦不庇护，他们的命运也就好不到哪儿。

　　为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清理权贵资本，然而，若只清理权贵资本而不改变权贵政治，约束权力本身，虽然割了一茬韭菜，宰了几只羔羊，它仍然会“顽强”生长起来。顶级富豪们的下场再次说明，当一个政权由少数人决定，指望资本不腐败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