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的危机 中南海的契机

　　作为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健林日前正在遭遇一轮前所未有的危机。 　　

　　“王健林在天津机场准备带全家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英国时被拦截并扣留，谈话数小时后准许其离开，不过被告知禁止出境。”这则盛传于网端的消息，万达虽然很快出面辟了谣，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追究及相关媒体法律责任，但还是掀起了一阵狂风巨浪。 

　　王健林以及其身后的万达帝国会否就此倒掉？王健林的“保护伞”为何不灵了？哪种企业家才最受中共的青睐？评论员何清涟给出的答案是——早有预警。因为早在今年3月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放出狠话：“跨境对外直接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增长较快，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这一警告针对性很强，因为在众多热衷海外并购的中国富豪当中，只有王健林的投资流向是足球队、好莱坞、俱乐部与豪宅等。

　　无独有偶，《金融时报》28日在《中国企业大亨的不同命运》一文中也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按照该文的逻辑，如今身为中国企业界大亨要接受一种不确定性：在一些人的财富和地位直上云霄的同时，另一些人失去了北京方面的青睐--给其财富和自由带来严重后果。前者的代表有恒大地产的许家印、融创中国的孙宏斌；后者的典型则是安邦保险的吴小晖，以及正处于风暴眼中的王健林。 

　　“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表明，眼下当局青睐的是那些支持国内增长的企业家，而不是那些忙于跨境收购炫耀性资产、消耗中国外汇储备的人。”这是《金融时报》对比表过后给出的最终结论。 逻辑再严丝合缝，也可能在中南海的一声令下后沦为自娱自乐。

　　“禁止出境”带来连锁效应，比如股价下跌、倒是实实在在的。截止发稿前，万达酒店发展（00169.HK）急跌8.67%。万达地产2024年到期美元债今日早盘亦有明显跌幅。而上一轮风波发生的6月中旬，万达在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小规模“挤提”后，就已经历了一次股债双杀。 这不是王健林第一次遭遇危机。

　　时间拉回到2015年，这位商界大佬今时今日的遭遇才更有嚼头。彼时，《纽约时报》于核心位置刊发《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寻找万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两篇文章。单就标题，虽然万达帝国背后的股东还是神秘的，但是已经大致能推断出叙事逻辑--揭秘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而这一近乎老掉牙的问题，之所以能再次掀起狂风巨浪，得益于此次政商双方的级别和地位。商之代表，是亚洲最富有的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政之代表，则涵盖了中南海数位大佬。 

　　按照纽时长篇调查报道的叙述，王健林之所以能发迹，缘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在万达集团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2007年7月时，王健林手中还只有几座建成的万达广场，资产尚未达到10亿美元，在中国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他或者他的公司。但是，就在当月末，随着铭豪控股、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先后获得万达集团的数量不等的股份，王健林的生意版图开始出现转圜并得以迅速腾飞。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最大的政治正确是什么？王健林应该深谙此道。据已从万达离职的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 因此，王健林一改此前海外平凡的大动作，一方面应对和辟谣中国国内有关其要抛光家产逃离中国的传言，声称这只是万达广场轻资产战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近期高调亮相甘肃，宣布将在甘肃大举投资，建设四个万达广场及文旅项目等。此举也被一些媒体看作是王健林高调输诚习王。 

　　不过，了解的政治正确的中国企业家，就真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一些西方媒体和分析人士显然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点，或者认为这仅仅是最浅层的注解。在他们眼中，企业背后的神秘力量--权贵，才是企业的命根子。 

　　王健林是否凭借着政治的东风才得以扶摇直上？梳理其本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显然对外界“触类旁通”式的扣帽子行为并不买账。“万达早已从制度上防止了行贿，万达的快速发展不靠人脉、关系，靠的是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于己，王健林向来坚称自己经商守法、不行贿，“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至于处理商业与政治关系的秘诀，王健林以八字箴言概括--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人情决定一切的国家，王健林何以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根据大陆媒体《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所做的一篇报道所述，王健林亲近政府的方式很是独特，那就是独辟一层楼设立党建基地，用以摆放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个已从万达离职的员工所言，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 

　　问题在于，在中国，要想不花钱搞好政商关系，何其艰难！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商界领袖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做闷声发财的土财主，要么是做晚清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也即同时具有官、商两种身份，或者没有官职但与高层官员关系热络，以通过影响政策获得红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当局明确禁止官员及其亲属涉足商界，故而第一条路走不通。以至于，“红顶商人”一度如雨后春笋冒出。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身后的丁书苗、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身后的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周永康家族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但说起容易做起来难。“由邓小平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共最高领导人甚至在2017年提醒官员们，“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这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大陆政商关系演进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彼此都在“提防”对方的状态--政商关系的“红线时代”似乎真正来临了。 

　　如此来看，王健林的危机，又何尝不是中共直面政商关系的一次绝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