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看山来稿：说习近平兼用毛、邓，其实他是邓多毛少。这一判断，是源于对邓小平主义的完整理解。
完整的邓小平主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即威权政治、市场经济、实用主义价值观、顺势而为策略论。其中，威权政治是中国社会保持统一与稳定的前提，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的基本条件，实用主义说明了对目标、手段的取舍标准，顺势而为则是邓小平治国理政的策略精髓。这里所谓的“势”，是指社会的力量对比；顺势，就是和力强者（往往即社会精英）站在一起；顺势而为，即与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结为联盟，从有利于精英的方向，以有利于精英的方式，推动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样的发展与进步，最省力，成本最低，动荡最小，推进亦最易，如水之行下。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国改革，就是从顺势释放个人的利益需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入手的。
显然，在上述邓小平主义的四要素中，前面三项习近平都具备，但在第四项上，习却与邓背道而驰，弃邓而从毛。其原因无他，盖因习所处的形势、环境，与邓相异也；当实用主义价值观与顺势而为策略论不可得兼时，取前者而弃后者也。正因如此，习近平（包括此前的薄熙来）乃是兼用毛、邓，江泽民、朱镕基才是彻底的邓小平主义者，胡锦涛则是从江、朱到薄、习之间的铺垫与过渡。这种转变，并非是某人有意为之，而是形势所迫。换言之，在邓、江、朱时代，实用主义价值观和顺势而为策略论、目标与手段是统一的。当时，顺势站在力强者一方（即精英一方），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在胡锦涛时代已现端倪），压制精英利益的过度膨胀已成为发展社会整体利益之必须，实用主义价值观和顺势而为策略论、目标与手段相分离，于是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取毛弃邓，乃使人有“回到毛时代”之感。可见，社会的需要有点像是回转带的不断轮回：由于毛泽东时代对精英的极度打压，使之沦为制约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短板，因此，邓小平时代与精英结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很有必要的；但随着邓、江、胡三代的利益膨胀，精英已成为社会的恶性肿瘤，它吸取了太多养料，窒息了全社会的发展，所以，习近平必须重作冯妇，再次压制精英势力和利益的膨胀。
可以说，在与精英（官、商、学）“为敌”这一点上，毛、薄、习是一脉相承的；而邓、江、朱则相反，乃与精英为盟。前者为逆势，后者为顺势，胡则居其中。薄、习皆高举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大旗，表面看，这与实用主义价值观不符；其实，这只是手段，反过来证明了他们不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立场。这种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之手段，一方面是用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则是以之压制精英阶层，尤其是官、学精英——其对学界精英的压制不言而喻，对官界精英的压制则在于：在现行体制下，高举意识形态是整党、整肃官风的依据与前提。
就抓捕、立案而言，习近平时代对商界远比对官场宽厚，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致——在资本可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不能让资本对中国市场望而生畏。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习政权对资本是友善的，其因有三：1，相较于邓、江、胡时代，经济放缓的“新常态”令资本获利的机会大减，从而导致不满；2，虽然对商界较为宽容，抓人远没有官场多，但其整肃官商勾结的治理方向，毕竟是对此前商界运作方式的一种否定，许多商界精英都因此受影响；3，最重要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制，极大强化了权力的含金量，减少了财富的含金量，可以说，改变了富裕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其自我感受与认知。受此三重压制，资本当然会对习政府怀有疑虑；即使政府方面表示友善，也可能被人怀疑为“统战策略”，就像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而恰好习近平又高举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大旗，世人多不知此乃“借钟馗打鬼”，于是疑虑更甚，资本难有归宿感，随时准备“离岸”。
在这种情境下推行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来的多是别有用心之辈，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给习近平在经济方面出谋划策的刘鹤，其根基是学者，他对经济的理解，更多源于观念而少实操；他设想的方案，在实践中易于被架空或打乱。
最近洞朗事件的和平解决，验证了习近平的克制、理性与战略定力，对这方面，人们已可放心。毫无疑问，经济才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与挑战；如何兼顾压制精英与发展经济这一对颇具张力的目标，将考验十九届中共领导集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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