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 王沪宁仕途已经到头了吗？

　　无论是十九大还是二十大，“习理念”与毛思想、邓理论、江思想、胡观点并列写进党章，共同成为下届接班集体的“指导思想”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仔细想来，其实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甚或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都不过是“王沪宁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未来再次修改过的党章完全可以把中共指导思想的表述 简化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王沪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回想当年，一直是自恃才高又自命清高王沪宁以中国大陆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青年教授身份叩开中南海大门,正式充当江泽民幕僚的消息,在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有人认为这是江泽民借此向知识界表示本领导核心自有开明之处;有人认为王沪宁“学而优则仕”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大陆知识界经过“六四”后长达六年的沉寂和反思,开始了对中共现政权的重新认同。这些分析都不能说是错,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江泽民急於赶在邓小平咽气之前在治国救党方面“拿出自己的东西”,搞出邓后时代政治概念的塑造。而王沪宁在政治学理论上的建树正投江泽民的政治品味。

　　当然,当年中国大陆理论界对王沪宁“从政”的选择颇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进入中南海前,王沪宁曾是一份理论界同仁刊物的编委之一，,他进入中南海之后其大名便在这份刊物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其他几位编委都认为既然你王沪宁已经从政,你的身份便从专家变成官僚了,继续在学术刊物上挂名不太合适。

　　其实,对当年的江泽民政权是否应该认同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但就政治学专家、战略学家充当一届政权决策者的幕僚这一现象本身来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进步,至少应该被看作是决策者明智的表现。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视其为政治对立面、打击对象;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视其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其靠边站----“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意思就是让搞理论研究的人别捣乱。所谓“邓小平思想”概括成两句话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

　　而到了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如果继续沿用邓小平的办法，没等摸到石头可能就淹死在河里了。江泽民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下决心在决策层周围建立起由理论界人士组成的幕僚圈。

　　王沪宁曾经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常有,而政治学不常有。”“自己过去在写政论文章时,“完全是受变革时代的召唤,逐渐地悟出了责任、良心和向往。”

　　他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时,曾将厚厚一本《王沪宁集》冠以“比较.超越”的副标题。如此说来,自中共九二年的十四大之后,特别是自江泽民对外宣称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独自理政之后,王沪宁经过反复“比较”,深深感觉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已经从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仅有“政治”的时代,再次进入一个有“政治学”的时代;进入一个他自认为可以“超越”某种境界的时代。形象一点说,就是在对上海复旦大学的教学“小楼”和中南海里中共中央办公大楼进行比较之后,终於超越了他“保持‘大脑卫生’”的清高。

　　王沪宁曾以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潘恩自比，并引用潘恩的话来比照自己这位政治学者对政治的态度。他曾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写道：“从本行而言,我喜欢做理论研究,我的长项是政治哲学,对此道一向念兹在兹。但在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终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热烈运动之感召,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写了一些,而且兴味愈增。此次将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才发觉需要反省一下。我想起潘恩在《理性时代》里说的一句有意思的话:‘我不喜欢所谓的政治。在我看来,政治不会比骑马术一词的含义具有更多的含义。’然而,潘恩却是美国遐迩闻名的政治思想家。他接着说的话表明了他的想法:‘以我自己来评判,如果不是为了美国的事务,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什么题目上我永远不会以一个作家的身分而闻名。’我欣赏他所表述的意境。我写此类文章,完全是受变革时代的召唤,逐渐地,悟出了责任,良心和向往。应该说,没有变革的洪流,便没有它们。一位政治学者对政治的态度,近乎胡适先生讲的‘没有兴趣的兴趣’,他最有兴趣,又最不能有兴趣。”

　　从那以后，王沪宁就靠“中国的事务”,靠开垦中国平庸时代的政治处女地,使自己得到一个普通作家无法得到的高度“闻名”。但这前提条件必须是江泽民等人靠他王沪宁的政治理论包装成功地把政权维持下去。此其一。

　　其二,他王沪宁作为一位政治学者对政治的态度,即使果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近乎胡适先生所讲的“没有兴趣的兴趣”,既然已经正式进入江泽民的政治幕僚圈,今后就必须全心全意地进入所谓的理论“介入”;就必须努力适应一个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作人心态至作学问的方式;从个人志趣到专业兴趣都必须迅速完成从专家到智囊,从教授到幕僚的转变。 另外,一党专制条件下的统治者幕僚,与民主开放国家的领导者智囊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在理论界初出茅庐直到问鼎中南海之前,王沪宁有的是机会出外访问,仅到美国已经有七、八次之多。虽然自正式成为江泽民理论智囊之后,其王沪宁大名除了被西方学术界同仁熟知,亦开始受到西方政界乃至情报界的重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王沪宁从此以后,再没有可能象从前那样,接到一纸外国某大学、某学术机构的访问邀请便欣然前往。去了以后,更没有可能象过去那样举止行动上随心所欲,座谈讨论时畅所欲言。

　　不得不承认,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后,中国大陆的体制外知识分子相比於毛泽东时代自由了许多----特别是言论自由,但祗要是已经进入体制内并想长期保住这只饭碗的知识分子,却远没有西方国家的政府智囊们活得潇洒,不仅仅是言论自律,违心的话也不得不说。这也许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之后反而鲜有自己署名的文字公开发表的原因之一。

　　进入中南海之前,除了散见各理论刊物和综合性报刊的长短文章,王沪宁还给自己定下了一年一本书的工作计划。日后，他的某种思想观点不被江泽民，以及日后的胡锦涛和如今的习近平接受自然不能公开发表,。而一旦被江泽民等三人接受又会立刻以总书记讲话、中央文件之类的形式公之於众,再无可能署上他王沪宁的大名为个人打理论上的知名度。这也是曾经对王沪宁比较敬重的一些大陆理论界人士，对他作出入仕选择颇感遗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