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乱百年 积累下来的巨大能量是什么

　　本网站（万维读者网）之前发布的文章《中国3招对美国釜底抽薪，真正点到了死穴》，其中有提到一个概念：中国积累百年的政治能量。

      那么这个中国积累百年的政治能量到底是什么？怎么理解？

　　中国动荡百年，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利益、宗法伦理、意识形态、三观······各地区、各利益阶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社会动荡的演化中，社会公众的利益都不再一致，这种不一致会在某些层面产生巨大合力，又会在某些层面产生巨大分力，这就是政治能量。

　　内战怎么来的？

　　本质上说，就是当时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中共和代表外来势力、资本、地主等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总爆发，两个大的势力之间的争夺既是利益之争，也是国家发展路线之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共赢得胜利，蒋介石败退台湾，两岸至今因此处于分离状态。然而，中国积累百年的利益纷争，显然一个内战不可能将所有错综复杂的能量消除掉，内战后虽然和平了，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必然还会爆发。

　　之所以还会爆发，原因是内战将一个纷争百年的各个利益体分成了两个阵营，最终一方败而一方胜，各方暂时被纳为一统。然而，在内战这种极端解决问题的状态下被纳为一统的各个利益，包括胜利者、失败者、胜利者内部、失败者内部等等，在战争结束后都会被分成不同的利益体或利益阶层，这些利益体或利益阶层在内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就会形成社会秩序需要重组和各方都卡到更好的社会位置的纷争矛盾。各个利益体，都会努力推动自己所在利益体的体系或阶层做大，这就必然面临冲突。

　　成长做大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一颗种子都在努力成为大树，复杂的人类社会更是如此，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性。只是，人和其它动植物不同的是，人可以为了更广泛、更长远的利益，去考虑社会生态的平衡。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历史周期律。什么是历史周期律？总结起来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会导致社会原体系的崩溃，然后大乱后重新大治，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周而复始，一直循环。大治有时会有几百年，大乱有时候也有几百年。

　　历朝历代，虽然有些是因为皇帝昏庸导致的政权更迭，但大部分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会逐渐被权贵、士大夫、地主阶层给拿走了，然后皇权逐渐被架空，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大量农民没有饭吃、无法过活，政府又拿不出赈灾解危的粮食，于是农民爆发起义，最终就形成了官逼民反的结局从而触发历史周期律，形成政权更迭。

　　有时候，政权更迭并非完全因为皇帝昏庸，而是积重难返和突发灾难性事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他生活简朴勤于朝政，可谓少有的好皇帝，但明朝传到他手里已经千疮百孔，利益集团已严重抱团让其难以撼动举步维艰，甚至上下信息都是严重脱节的，大量真实的民间情报根本难以及时上达天听。最终，王朝崩溃，他因无颜见列祖列宗而披发盖面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期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农业国家，土地资源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本质上就是生存资源。当作为最大多数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没有了，当他们难以继续生存，他们必然要找人拼命夺取资源。当他们聚集起来，并有人开始领导他们革命，他们就会形成推翻古代皇权的新政治势力，当这种力量足够大就会导致朝代更迭。毛泽东就是在充分调研后发现了中国历史周期更迭背后的大秘密，才选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一举拿下了蒋介石政权。

　　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讨论，这里还有一个典故。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毛、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即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

　　关于“窑洞对”，最原始的资料，是1945年10月重庆国讯书店发行的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黄氏在该书中写道：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从上述关于历史周期律以及毛在1945年内战前夕关于人民民主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他认为在党内实现民主集中制，就能很好地解决民主和决策效率之间的辩证统一，而在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方面，他则认为是人民民主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政府不松懈，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都为人民服务，那么这个历史周期律就可以打破了。这，应该就是出现文革那特殊十年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了出来。中国经济经过百年战乱已破败不堪，要恢复生产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其困难之大几乎难以想象。印度建国比中国早，至今都没有工业化就是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也只有少数几个老牌西方强国和苏联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完成了工业化。新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多。然而，在面临发展的问题时，包括上层都存在路线的严重分歧。譬如，一些重要装备到底是造、是买、还是租都有严重分歧。

　　新中国后，不仅仅发展存在分歧，在权力分配上也有很大分歧，同时又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左倾冒进主义等问题。于是，就有了新中国后“三反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右运动”。以“57反右运动”为例，1956年决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其面对的就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纠正。本来要反上述问题，毛提倡大鸣大放，发动群众、党外人士、党内人士等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结果这一放可不得了，本来是希望提意见搞好建设的方向被打破了，一些针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势力的批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论调，还把共产党和人民给分开对立了起来，这已经远远超出“提意见”的范畴，也超越了中共的容忍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于是，从提意见、反左最终演变成了57年的反右，“提意见”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变成了敌我矛盾。反右之后，1958年又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发动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同时发动纠左，针对左倾激进主义进行纠偏。接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惨痛教训，由于过于激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虽然发展比以前好了、稳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封建主义依然存在，官僚主义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同时在毛看来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另外还有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毛是个理想现实主义者，他担心这些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最终中国还是无法完成复兴，人民还是会造反，中国还会陷入历史周期律。理想现实主义者的典型特点就是，有远大理想，并会立刻采取措施实践。最后，毛认为，中国的问题最根本还是文化意识问题，要进行文化的彻底革命，革掉几千年封建历史意识形态和一些走资派的意识形态方能真正走向共产主义。毛一贯是了解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那特殊的十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对文化进行革命，是革谁的命？往大了说，革的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化中那些不良因素的命，直白说就是革文化劣根性问题的命；往小了说，就是每个人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那些贪嗔痴的命。毛希望缔造的社会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他的目的是甩掉那些对国家、对个体发展不利的东西。

　　然而，虽然之前已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阶级斗争及各种整风，但要想短期内把大家的利益关系都理顺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各派力量更多的还是保自己而革别人的命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大家都拿毛当红旗，然后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这种背景下，各种奇葩现象就发生了，其中就出现过不少两派力量都喊着保卫毛主席而打在一起的事情。这10年，可以说各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会这个被打倒，一会那个被打倒，最终10年各方力量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利益阶层、群体也被打乱，山头基本没了，利益体也变松散了。到了这个时候，人心也开始思定了。换句话说，那10年是把整个中高端的精英阶层进行了一次次大洗牌。洗到什么程度？那个特殊年代，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父母兄弟都可以决裂（当然，这种事在解放前的武装革命时期同样有发生的）。这种洗牌，使得整个社会很少因为现实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那10年后，改革开放人心思定，自然大家都投入到了发展当中。由于混乱洗牌了10年，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山头都被平了，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都没有集中的利益山头。于是，普通人哪怕有点勇气就可以发财的现象就出现了。为啥改革开放后没文化的大老粗都能大展身手，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大地上没有利益山头。否则，一个街霸都能让百姓生意关门，那还能发展什么呢？

　　关于那十年，张嘴就错，无论怎么评价都是如此。如果说对，那十年中对文化的破坏、人性之恶的暴露以及各种触目惊心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人无法直视；如果说错，仔细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又会发现那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事情的初衷是好的，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数千年的文化劣根性、对抗每个人心中的那些恶的东西是必败无疑，那个时候反的东西我们现在依然在反，在努力改正。所以，其他事情很容易有是非，但这件事没办法简单用是非来判断，而是必须一分为二，理解初衷，了解过程，吸取历史过程中的教训，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打破历史周期律，那样才是正确的。笔者不评判谁的对错，只谈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其实，上述内容，在古代同样可以找到同构的逻辑。为什么历朝历代大乱后会有大治，就是因为大乱后朝代更替，有了新的政权后将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社会没有了那么多利益集团，老百姓有了生产资料开始生产，自然就会进入大治时代。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利益集团再次逐渐形成，当广大老百姓手里没有生产资料无法进行生产并且没有生存来源时，就会出现农民起义而引发朝代更迭。而那些一个朝代的中兴之主，正是利用手里的权力打击权贵，然后重新将资源进行分配才实现中兴。中国为什么后来发展出了科举制度，就是因为皇权需要用一个渠道来制衡那些形成利益集团的权贵集团，从而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这方面，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汉代汉武帝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唐代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权贵的历史，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打击权贵，以及打击后的效果。

　　古代是皇权用酷吏打击权贵利益集团，而毛泽东试图用其人民监督政府的理论，发动老百姓用运动对政府进行监督，这才有了那10年的特殊年代。但是，运动发展起来，缺乏组织，缺乏秩序，刚开始是老百姓直接斗官，后来就变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利用人民力量互相斗、互相争夺了。于是，本来初衷是革自己命的运动，结果大家不革自己的命都去革别人的命去了。折腾10年，也没折腾出个结果，倒是有很多人因这一运动而倒霉了，越是有文化、地位高的人越倒霉，所以后来精英阶层对那10年多深恶痛绝，非常反感。也不怪他们，谁经历谁都会心有余悸。不过，运动直接效果是，各个山头被折腾没了，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大洗牌，洗牌后也就有了改开后人心思定的现实，也就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政治基础，以及面对东欧剧变时中国的强大免疫力。

　　一个大的历史，如果带着个人情绪去看，往往难以去客观认识，很多历史事件都是经过历史沉淀后才能真正实现客观历史性的评价。当年为何邓小平给当时下了一些定论，特别是给了“不争论”的定论，那是因为经过大风大浪的他深知，只要一争论又会陷入运动中。没有毛的那种号召力和驾驭运动的能力，刹不住车的运动岂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那国家还如何发展？在笔者看来，当时小平同志做这样的决策非常明智，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一环。历史在毛泽东之后选择了邓小平，中国自此又进入新一轮的大发展时期，那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写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那百年的政治能量是什么了，也能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些历史事件了！这些东西，如果不是抱着一颗中正之心、不是站在中国立场和人民视角，就会把发生的那些事情放在个人恩怨或个人情绪中去解读，那样就无法从大历史的视角下去发现社会运行的真正内在逻辑和轨迹，也就无法理解历史伟大在什么地方，历史为何在重要关口选择这样的人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之一，而中华文化酝酿出来的历史精英，需要用大历史、大格局去观察，要历史和辨证地去看，才能真正读懂历史，读懂世界，读懂曾经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