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不露习近平政治亲信 政治局定有一席

　　前不久，纽约时报的《“朝圣”梁家河：习近平的政治创世神话》一文被广为转载。文中说：中国梁家河——第一次疲惫地走进这个村庄时，习近平还是一个冷漠、困惑的少年；近50年后，每天都有许多政治朝圣者重温他的足迹。

　　他们走的那条路行人不断。设计这条路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在这个位于中国贫瘠的西北地区的贫困村庄度过的七年，是如何塑造了他的铁腕风格，以统治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把领导人的故居变成场景，用来宣传其政治的创世神话在中国早有受人崇敬的先例。在60年代，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就是高呼口号的红卫兵的世俗圣地，他们把这位现代中国的创建者视作近乎神一般的人物。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均没能兜售类似这样在一个光线昏暗、满是跳蚤的窑洞里走向成年的戏剧性故事。这个故事情节，在同样是被毛泽东送去农村的近1800万中国人中引起了很多共鸣。那场大运动旨在让城市年轻人接受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的质朴美德再教育，同时也是为了缓和红卫兵的狂热。所谓的知青一代现在掌控着共产党，包括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四个席位。

　　文章作者还说：梁家河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一事，证实了习近平把自己推向中国政坛中心的速度。他准备在本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巩固自己的权力。在会议召开前夕，党报和一本新书已经在宣传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因为在梁家河度过的岁月而与普通百姓关系密切的官方立场了。尽管习近平预计会利用这次大会，让更多支持自己的人进入党的高层，但他可能也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尤其是他如果不顾自己的最高盟友、反腐运动负责人王岐山已到通常的退休年龄，而试图将其留任的话。

　　而文中所说的习近平会在十九大上让更多支持自己的人进入党的高层，这些人都会是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外界中西媒体早已经开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但就是未见有一家媒体的预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新面孔的文章提到过王晨的名字。

　　如上文章作者还引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文革一代的教授杨国斌的话说：“在苦难中寻找意义永远都会是一个好故事。这就是一个例子，跟毛泽东一样，习来自人民，因此未来的传奇故事可能也是这个走向。”

　　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因为当时还是一名相对无名的省级官员，习近平回忆说自己对去梁家河感到高兴，因为北京更危险。

　　“去延安的专列上，全部都哭啊，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因为）我不走在这儿（北京）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

　　如果习近平所言是真，那就是当时的那趟西云的列车里，比他习近平年长五岁的王歧山在哭，比他习近平年长三岁的王晨也在哭。还有日后成为王歧山夫人的姚明珊，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等等都在哭，只有他习近平一人在笑。

　　不过，西去的列车上笑了一路的习近平到了目的地就再也笑不出来了。而哭了一路的王晨却是插队吃了不到一年的苦就被地的县年革命委员会“招干”了。

　　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还说：经过三天的火车、卡车和徒步之旅后，习近平和另外14个年轻人抵达梁家河村，这里的贫穷程度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还遭遇了成灾的跳蚤，导致身上满是红肿。习近平说，几个月后他还是适应不了，于是回到北京。官方叙事忽略了这一段，没有提及。

　　他最后又回到梁家河，一直待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获准去北京上大学。根据前述新书，习近平在准备离开梁家河去上大学时说，“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笔者已经介绍过：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之前，王晨已经是延安地委办公室的干部了。在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中，因为是王晨的具体运作，力争习近平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有了习近平日后和陈希在清华同窗的经历。

　　当时的王晨因为在当地县委和地委当干部并主持过当地县委宣传报道组的经历，一九七四年即由光明日报通信员升格为继续留在延安地委被“派驻”的光明日报记者。当时的刘云山也是依同样的形式，由内蒙古的一个旗委干部被招聘为新华社驻当地分社的记者。

　　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王晨是现今中共政权内比习近平“入仕”更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一九六九年一月他和习近平、王歧山等一同哭天抺泪地惜别北京登上西去的列车之后，王晨只花了八个月时间即被当地“贫下中农”考察过关，加入中共，而习近平“入仕”的这第一步则整整花了五年。

　　笔者曾分析王晨是否会在十九大之后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再连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党内应该是无人会否定这种可能性，而现任政治局委员兼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到点下车是肯定的。

　　李瑞环秘书出身的李建国1991年即已经升任副省级，出任年 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和平区委书记，一年后升任市委副书记。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李建国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奉调山东省委书记。但山东省委书记仅仅是个过度，因为中共组织规则的其中一项就是担任省委书记两届十年，同时又已经连任了两届以上中央委员 的干部，要么到点下车，仍属“年富力强”者原则上都会官升一级，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实权职务，或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犒赏性职务。所以李建国在山东省委书记位置上等了一年，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届全国人大上即被安排为“党内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四年半后，他在中共十八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继而在二零零八年三月继任一届副委员长，但秘书长职务则交给了新任党内副委员长王晨。

　　从李建国的晋升轨迹即可明显看出，当初习近平提拔王晨由正部长级的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兼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升任副国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目的就是要让他为接替李建国热身。

　　李建国五年前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时已经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而今年召开十九大时，王晨也已经是连任了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四届中央委员了。另外，比王晨年长四岁的李建国党龄却比王晨晚两年。目前在位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王晨已经是党龄最长者之一。所以，除非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由政治局委员出任的规矩在十九大上变了，或者十九大召开前突然被举报有重大违纪嫌疑，否则王晨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补缺李建国，明年的全国人大上再继任一届副委员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按照中共相关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要分别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当选”十九大代表的，王晨已经在浙江省顺利当选。

　　依笔者的看法，王晨在接替了李建国政治局委员兼副委员长的位置后，兴许也还会接替李建国的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位置。中共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先后有三任总工会主席是由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委员长的那个人兼任，他们分别是倪志福、王兆国和李建国。依此“惯例”，日后的王晨应该也是这样一条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