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前夕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综合与进步之意义。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中国宪制秩序，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作为革命政权巩固与革命法制实践的基本方略，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实践错误，党中央给出过坦诚的总结与评判。第二，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重建作为改革时段的基本指导方略，开启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新阶段，也为当前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第三，习近平时代，自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作为国家发展新的战略重点，其中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居核心地位，是巩固改革成果、提升中国内政秩序现代性及全球治理规则制订能力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继往开来，不仅做到了毛时代与邓时代的"两个30年"互不否定，而且进行了积极的历史合题与制度创新，全面规划了"两个100年"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事业。当西方陷入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漩涡之际，中国正成为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动力和方案的主要供给者，成为内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改革者。"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新时代的最大共识与进取方向。
一国两制下不同法律的冲突与整合
在十九大报告的系统规划中，一国两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十四大基本方略之一。一国两制是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宪制方略，最初用于指导设计台湾问题解决方案，但形势所限优先用于港澳问题之解决。一国两制建立在复合的历史与思想基础上，既有中华古典帝国边疆治理的智慧因素，也有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比如陕甘宁边区），更有对西方多元治理宪制秩序的合理借鑑，以及共产党人历史主义的辩证法思维。
但就世界历史意义而言，中国之一国两制则具有超越既往多元治理经验的结构性意义，通过政治决断给出空前的宪制包容性，实现同一国家内部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并存。我们看到，港澳回归以来的基本法实践已发生了一国两制下不同法域和法律传统间的冲突、对话与整合，一种"混合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形成。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20周年讲话中明确提出香港治理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从法律体系构成角度而言，香港《基本法》及其附属各种法律渊源均属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规范内涵、发展动力与制度化治理能力。一国两制内的法律与法学不同传统的对话、竞争与互动，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从篇章安排来看，十九大报告涉港论述主要集中3个部分：（1）报告第一部分关于过去5年工作有专节"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2）报告第三部分将一国两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加以确定；（3）报告第十一部分专章论述"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这一安排表明，中央希望港澳模式的基本经验可以对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及宪制建构产生直接的借鑑与启示。
港澳模式的特别教训
对港澳之一国两制模式，台湾民进党历来予以污名化，而大陆则仍然期待港澳模式对台的实际影响力。为拉低港澳模式的宪制影响力，台独对港澳社会运动、青年学生及本土分离主义的培育指导不断加强，港独与台独结成攻守同盟，太阳花学运与占中运动密切相关。港澳模式在处理差异性体制之国家统一与融合方面，存在很多值得肯定和总结的正面经验，但也有一些特别的教训，比如基本法之权力配置过分偏重地方而导致主权未能合理治权化，造成回归后中央管治权的"准真空"状态，以及对司法权与法治权威性估计不足而放任了香港"司法至上"之发展，及普通法传统对一国两制的宪制对冲乃至扭曲效应，进一步还包括国民教育推行受挫，国家公职服务体系缺乏开放吸纳机制，导致香港青年世代无法有效认同国家。香港基本法的某些架构缺陷及实践误区，可以作为未来构想"台湾基本法"的有效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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