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低端人口”和1995年冬的浙江人

　　从北京中轴线最南端永定门继续笔直往南走，过四环不远，就到了大红门，再往南就是南苑地区了，旧时叫南海子，自乾隆时期改称南苑，为皇家狩猎园林。清廷摇摇欲坠的1904年，法国的两架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之后校阅场变成了南苑机场。民国时南苑变兵营。共产党入主北京城后，南苑一分为二为丰台和大兴。

　　南苑在机场和老南站一场一站的带动下成为交通要塞，商贾南来北往，东南西北四大城门已消失殆尽，就留下地名承载着记忆。这些地方围着后来扩建的机场和火车站慢慢变成了今日的样子，机场北面是大红门，南面是西红门——对，就是2017年11月18日聚福源公寓火灾事件所在的西红门镇。

　　一、

　　这并不是南苑第一次发生火灾。2011年南苑旧宫镇就发生过一次大火，造成16人死亡。作为首都的南大门，这里离京城最近，又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和村落，加上永定门老北京南站的位置，使得南苑成为全国各地人入京的聚集之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变成了各种“城中村”，农房和工房改造的外来人口聚居场所，形成了丰富也复杂的都市社会空间。这次火灾的公寓，就是由“工业大院”这类已成为该地区外来人口聚居标配的空间场所引发。

　　我在前财新记者、C计划创始人蓝方的《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人》一文后介入观察。两年前的冬天，我和蓝方在巴黎有着和北京南郊类似变迁的北郊圣德尼斯地区进行城市漫步，讨论那些从北非和黑非洲来到巴黎落脚的穆斯林移民们。即使巴黎郊区少部分极端分子制造各种治安事件和恐怖袭击，法国政府仍给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移民提供至少人均9平方米的公租房，分收入程度缴纳租金不等，有水有电有暖气。

　　而近日南苑的景象是，刚开始消息被完全封锁，在众多媒体介入后，再加上社交媒体现场照片，人们看到西红门的外来人口在各种措辞强硬的限时驱逐令下，被迫在寒冷的冬天拉着大包小包流落街头寻找栖息之地。影像穿透人心，舆情开始爆发。

　　看到照片时，我想到王兵纪录片《德昂》中的镜头：当时中缅边境战事爆发，云南地方政府迅速反应，腾出体育馆等公共空间，用救援物资支援逃过来的果敢难民。但今日执政党眼皮底下的首善之都，为何对自己公民身上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

　　二、

　　对，他们不是劳动力，是人。但因为人和土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变成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被“以业控人”，又因为这些人命关天的偶发事件和运动式整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以业驱人”。这背后是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治理上的困境。

　　北京作为世界少有的没有河流经过的大都会，在共产党进城执政后，人与城的矛盾时不时爆发。1958年开始以户口制度控制人口流动，加上二元土地制度，使得主要从农村进城的外来人口至今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命运变得颠沛流离：1953年是“盲流”，后来是“农民工”，在身份上就注定了他们是城市的异乡人。

　　管理者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但一个思路贯穿始终：“需要你时呼之即来，不需要你时挥之即去。”尚长风在《陈云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中提到，当时陈云看到由于“大跃进”运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但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城里却“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太多，人浮于事。” 1959年6月1日，某文件提出，首先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1961年5月31日，陈云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的讲话变成“压缩城镇人口”总动员令，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

　　我的直觉是，今日任何国家的政府再愚蠢，也不会用“低端人口”字眼进行治理。这次查遍所有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关文件，都未看到官方有“低端人口”提法。后来查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引热议：超大城市，咋调控人口》一文有关，这篇由该报记者彭训文2016年8月1日发表的文章，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后者针对近年北上广地方政府通过政策驱动低端业态提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文章立场是对出现的以驱人完成疏业的方法提出质疑，但在以《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为题发表在人民网上后，当即成为舆论导火索，成为“低端人口”提法的最初来源。虽然部分官媒进行了更正评论，但至今人民网原文依然存在，后相继被其它官媒和各类媒体转载和利用，演变成“低端人口论”。

　　三、

　　和西红门一个南苑机场之隔的大红门，旧时除了是南苑主城门，也有1907年建成的大红门火车站，而附近1897年投入使用的马家堡火车站，在北京奥运会时成为新北京南站。每次从浙江进京，我看到窗外远处那些巨大的市场建筑，都好奇这是什么街区。直到带过的学生告诉我温州人都在那附近住，我才把它和项飙笔下的“浙江村”联系起来。

　　1980年代，来自温州乐清和永嘉、裁缝出身为主的商人，逐渐在大红门形成了主要从事服装产业、人数达10余万的“浙江村”，幼儿园、菜市场、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等相继出现，变成小社会。现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飚，1990年温州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他成了“浙江村”人眼里的文化人，最终以“浙江村”为主题写了论文，后来以《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为题出版，记录了大红门温州人从1984年开始的打拼故事，以及“浙江村”这些外来人口和政府、国企以及周边村镇的互动。

　　“浙江村”的故事，在书中第八章以“1995年波折和回潮”结尾，这是因为大红门浙江村当年面临了和今日西红门基本一样的驱逐事件。项飚的书中详细记录了这场驱逐行动。1995年4月北京市提出要管理流动人口：“北京的重点在丰台，丰台的重点在大红门”。7月1日，丰台区组织500人进驻“浙江村”进行为时一周的调查 。此时双方仍在协商互动。

　　项飚提到，9月底北京某大报记者写的内参变成驱逐行动的导火索，记者称“浙江村”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领导批示：“失控状态决不能再任其发展！”之后大整治开始，目标要把“浙江村”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一比一，当时本地人仅有1.4万余人。11月5日，大红门地区经济活动几乎全部停止。11日，路上设警察岗哨对来往车辆逐一检查。21日，进入“强行拆除”阶段，工作队人员划片负责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须尽快搬走。24日，开始大面积拆除工业大院。26日，近郊县区也接到要求，一概不得接收浙江人。28日，“浙江村”内违章房屋被尽数拆除，当天宣布“初战告捷”。12月，“浙江村”人去村空。

　　项飚记载了温州人有三种去向：回老家、迁至其它城市的“浙江村”、去燕郊。谢文惠等人在《城市经济学》中提到有3000多人迁入河北三河，每日乘公交车到北京务工经商。孙忠焕《浙江村事件》则提到温州人被迫迁至“河北省的廊坊、涿州、三河市，北京的怀柔等地”。

　　当年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浙江人自助，项飚也帮助组建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在当时最大的市场和工业大院协调迁徙事务。浙江地方政府也积极维护浙江人基本权益。原担任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的胡宏伟在《中国模范生》一书《北京“浙江村”大清理》章节写到，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对两位时任新华社记者慎海雄和张奇志说：“在外陷入困境的浙江群众眼巴巴等着我们帮一把。省委、省政府对此事十分关切，稍后我也会带省政府协调组去一趟北京。非常希望新华社能通过内参渠道，向中央如实反映，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孙忠焕的文章刊登在2010年第11、12期《杭州政协》。1995年时他担任浙江工商局局长，亲历了这场事件。孙的文章还提到，当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等领导多次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尉建行等人交涉，最终尉答复：“要妥善处理好‘浙江村’整治事件和在京经商办企业的浙江人”。时任北京副市长孟学农带着15个部门领导赴浙江举办说明会。温州人最终回到了大红门，并扎根于此。到本世纪初，在浙江村的企业有3万多家，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大红门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那位我在浙江带过的温州学生，其家族于1995年6月从大红门海慧寺一家理发店开始创业，变成今日京城规模巨大的著名美容美发集团，2012年9月某副总理召开服务业座谈会后，考察了城内一家门店。

　　四、

　　孙忠焕在担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后，还担任过杭州市市长。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2007年时接任孙，继续实施杭州2004年开始的“背街小巷工程”，最终成为杭州的民心项目。北京今年开始的整治行动，多少看到杭州当年的意图：“安全整洁有序”。据官媒报道，火灾发生后，北京地方政府领导要求“地毯式摸排，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北京日报》11月24日刊发署名“京平”的社论《守住城市安全红线才有一切》，用“触目惊心”、“不留任何死角”、“全面清零”等字眼表示对违反安全的行为零容忍。但遗憾的是，对那些被迫迁徙的人能否给予最基本的人道安置过渡，到现在没有任何信息交代，除了爱心志愿者和工友组织外，也没有任何官方如孙忠焕文中提到的周边地方那样，敢表示“北京不要你们，我们欢迎你们”的态度了。

　　2019年，南苑机场将被拆除，飞机将移到新机场，而为南苑以及首都贡献了劳动力的所谓“低端人口”，在城镇和乡村在土地、户口、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二元隔离造成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他们的命运将去何方？暂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