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导演眼中的中国“低端人口”

当朋友圈被“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刷屏的时候，法国导演Hendrick Dusollier拍的纪录片《十八梯的最后一天》，在刚结束的第30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1月15日至26日）上，获得了最佳中篇电影奖。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住在潮湿、杂乱的窝棚里的重庆十八梯 “低端居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压力下，不得不将土地让位于将要筹建的商业中心。人们常说要想领略真正的山城重庆，十八梯是最好的教科书。透过导演Hendrick的镜头，我们看到十八梯的街头巷尾，散发着浓浓的市井气息：理发的、打牌的、卖西瓜的、扯皮的，垃圾话对喷朋友的……一个活泼逗趣、充满人情味的本地社区生活尽收眼底。当有观众问到“十八梯的气味是什么”的时候，导演回答：“这里很潮湿，公共厕所很简陋，下水道也有些拥堵，大家又在路边做饭、吃饭，总之什么味道都有，总之不太坏！”

尽管导演拍摄的时候尽量保持客观，尽量去倾听本地居民的声音，这个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评价了一句“不太坏”。

电影的主人公之一周弘，一个7岁大的本地小男孩，就在这个不太坏的地方长大、上学，生活得自在乐天。是他轻快的脚步，跳过十八梯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带着导演和我们，深入到本地人起伏不定的生存空间和生活中。虽然十八梯距离重庆的商贸中心并不遥远，但是城市的现代的生活，对周弘一家而言却遥不可企及，他母亲甚至不知道怎么用公寓楼的电梯，这些正提示着那些大城市中，底层人的真实生活。而他们，即将告别十八梯的窝棚生活，迁往新家——那种最司空见惯的高楼公寓。电影追着这个男孩，前一场景，他还在熟悉的家门口的（刚拆除的邻居家）废墟里，捡到一只彩色风筝，愉快地放起风筝来；后一个镜头，男孩脚步在城市中变得踌躇，他迷茫地看着远处正拔地而起的高楼。他的新家，就将会在其中的一个小格子中；他的未来，也将在其中一处。我们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7岁的周弘和他的家人，都将面临巨大的生活转型的不适应期。

《十八梯的最后一天》剧照

其实，整个中国社会，现在，何尝不是正在这个不适应期里挣扎呢？

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脚步，恐怕大多数人，不管是文化精英还是中产阶级，都和这个7岁的孩子一样迷茫和无能为力。政策和公权力的强大，让百姓、尤其是被定位为“低端人口”的柔弱的身体、家庭、情感、归属，都像植物一样，从生活多年的、各种气味弥散的十八梯或者北京，被连根拔起；一纸政令，他们就将迁往他处。

这究竟是城市化的无情，还是政策的冷漠？

在过去的10年里，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题材，可以算是中国纪录片领域的头号话题。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的中国纪录片，比如《吾土》、《大同》等，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然而法国导演Hendrick Dusollier的这部《十八梯的最后一天》还是提供出了独特的声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作者的外国人身份。第一次去十八梯的时候，导演Hendrick不会说中文，无数的误解和困难的交流，让电影十分逗趣。我们看到，本地人一边邀请他喝酒，一边当着他的镜头猜忌到“这个外国人应该是个失业者，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到这里找乐子来了”，“法国有戴高乐、有拿破仑、有丘吉尔、有罗斯福……中国有毛泽东，喂！你崇拜毛泽东吗？”当然，还有不少来自本地人的冷遇，街坊们对他说：“不要抹黑中国，别总拍这些不漂亮的地方”，“这里要拆了，你拍的都不是现实了，快走快走”，“你怎么还在这拍，走走走！”

这些故事一方面让观众笑翻了场，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代入感，我们就这样跟随着导演，和无法沟通的人群，一边对抗着，一边去试图理解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政策改变了万千人生活，尽管所有人都表达出对固有生活的依依不舍，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打算和担忧。人们似乎对即将到来的迁居是接受的。正在家门口作业的拆迁车，执法大队，带来的紧张感，似乎也让人无暇思考；重庆的市区的霓虹灯和led屏幕上浮华的图像，也足以让人迷离。

导演和本地人之间的误解和对抗，让电影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这个冲突也让我们思考到更深的层面：我们和现代化之间，是不是也存在误解呢？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吗？光怪陆离的商贸中心就是美好生活吗？清一色高端人口居住的地方就是文明社区吗？（ Hothothot 为FT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