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赶人：中国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

　　北京大火之后的强制搬迁，一夜之间，造成了无数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政府文件中堂而皇之的出现了“低端人口”的说法。其实，这只是中国大城市政策浪潮之下的一个浪花。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城市病，诸如拥堵、人多、城中村、公共服务不足等，作为一系列事实，属于“实证”范畴，即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是否需要解决、如何解决，则属于经济学上的“规范”范畴，即这些现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纠正，以及如何纠正，这涉及道德、伦理、政治、公正等角度。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城市病难道不需要解决吗？实际上，答案取决于从哪个群体、阶层、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用城里人的视角来看，以前，医院人少，公交车也不拥挤，四合院宽敞，弄堂充满人情味，大街上车也不多，现在虽然医院设备好了，地铁也更快，房子面积更大，但却要排队、拥堵。且不说，这是一种对过去记忆的美化，中国大城市的公交一直很拥挤，高峰时期的电车绝对不比地铁宽松；也不说，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些现象。如果与城里人的“美好过去”对比，以及希望地铁宽松、看病不排队的角度来说，大城市的确病了。

　　不过换一个群体的视角呢？

　　用农村进城的外地人的视角来看，原来看病需要走50里山路，而现在看病需要排1小时队；原来出行只能坐拖拉机，而现在出行有拥挤的地铁。显然，在他们眼里，这是公共服务的改善，而不是降低。

　　在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集各种“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贫民窟、城中村，是最典型的。“贫民窟”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负面影响是，“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所以，中国大城市病的本质，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即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借助市场化获得的一定程度上的迁徙自由，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分摊改革成果、公共服务，纠正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剥夺，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从这个角度，是还过去的债，是迈向更公平社会的必然代价。

　　那么，中国的大城市病，本质上是多个阶层之间的博弈。是“不可容忍的、必须解决的、能够解决的”，还是“可以容忍的、符合规律的、必须接受的”，不同的视角，决定了如何定性问题、对问题的容忍度、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就是“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博弈与争执。政策选择上，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

　　中国农民在建国后60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权。但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所以，中国人看待大城市病的视角几乎是本地城里人的，既然如此，那么，城市病就成为一个必须纠正的问题。

　　这种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户籍群体之间，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弱势群体更多承担成本，更少的收获利益，而强势群体更少的承担成本，更多的收获利益。在这一原理下，针对群体的改革，承担成本的往往是群体中较弱势、权利低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撤离非首都功能，是在基本保证完整的人口结构以实现目的的话，目前的方式，就是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撤离“低端人口”，以完成数量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疏离非首都功能改革的开始，恰好相反，是对其抵制的开始。打个比方，原本是某国企作为一个整体的撤离，现在，却是高层继续留在北京，而普通职员全部撤离北京。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严控大城市人口，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驱逐“低端人口”，导致留守儿童等现象的出现。

　　意识形态博弈

　　不过，大城市政策除了户籍、权利视角之外，中国当下对城市病的态度，还有着更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数日之内，有两百万人口、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尔布特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有着意识形态的基因，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这种对大城市的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城市是高度集中的人类社会自组织结果，它是市场均衡的结果，但在形式上是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均衡，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公共交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城市观。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所以，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这种平均观之下，更强调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城市病，进而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方针，严控大城市人口。由此可见，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甚至城镇的方针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人多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意识形态深处的潜意识，某种程度上说，当下严控大城市人口，是一种历史的回响。

　　不仅是历史回响，对大城市的恐惧，也有着现实的意识形态意义。

　　“逃离北上广，然后又逃回北上广”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一线大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本质上，这是大城市的公民权利更高从而抑制了裙带关系与寻租。当一个人从农村、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这就是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所以，即使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城市意识形态的作用仍然非常强烈。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素质更高，都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为人们带来权利增量。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四川付出及其惨烈的代价，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这就是政策的阶级性，在今天，为了解决城市病，解决办法是驱赶“低端人口”，这也是阶级性。有人说，无产阶级从领导阶级，变为“低端人口”用了60年，可是，当年的无产阶级，也为了城市人口而奉献出自己的口粮。

　　这种权利增量的机制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民生层面，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层面。

　　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跃度与小城市，并不是线性关系，同样也有1+1大于2的效应。

　　北京媒体的聚集，除了和北京政治中心有关以外，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同样的，大城市的广场与小城市的广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看，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离北京城区40公里的昌平，也要驱赶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分散住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中的人，搬迁到城市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平民窟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解决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必将受到长期抑制。但是，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趋势，仍然是向一线城市集中。相关叙述，已经非常之多。城市化虽然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障碍，但却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

　　低成本劳动力与经济规律博弈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城市可以视为一个人口再生产的场所。创造条件让留守儿童留守，与创造条件让孩子与父母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人口观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上的实践。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或的个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总和”，既然“劳动会消耗人的力量、神经、脑力，这些消耗就必须得到补偿”。那么，所谓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即活的个体（劳动者）在生产消耗一定体力和脑力后，通过取得和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使其在体力和和脑力上不断恢复维持以前的状态和水平”。不仅如此，个体是会死的，所以，“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死亡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地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包括新一代劳动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更是明确提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价格，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与工人阶级形成在什么条件下息息相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工妈妈，在城市从事捏脚、按摩这样的低端工作，最终在各种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下，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被赶回了农村。由于收入的下降，周遭观念的影响，以及农村或小城镇，更低的人口密度导致的更差的教育资源，她的子女，长大之后，仍会延续她母亲的命运，仍然进城当一个捏脚工，为城市居民的孩子捏脚。

　　如果城市更加宽容，靠着微薄的收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生活下来，受周围的影响，以及大城市因为集约而更加便宜的教育资源，她的下一代，就会通过读书接受教育，转而从事更高的工作。她的子女，就能努力实现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起平坐。于是，城市居民的孩子，就不再能享受到廉价的捏脚服务了。

　　目前，中国经济，乃至维持“中美国”政经精英的紧密默契，以获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核心的意识形态利益的认可，都需要低价格的劳动力以维持。此次北京强拆，西方某些媒体都并未予以过多关注，甚至保持了缄默。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默契的证明。

　　所以，低端人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可以到城市打工，却不能留下来，成为心灵上的城市人。因为，成为心灵上与社会关系上的城市人之后，他们会给自己的后代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借由城市，获得更大的赋权。

　　所以，即使农民有这个经济能力，仍然通过严厉的驱逐政策，不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环境中生存，维持他们原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们隔绝在“历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压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与权利诉求，从而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这个逻辑，很符合马克思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不过，这也意味着彻底的背弃。

　　但是，劳动力价格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一个国家经济与软硬实力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创新。大城市，对于创新的作用，已经明显到在此无需累述的程度。那么，到底是要低劳动力还是要更强的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政策的多重博弈

　　一方面，保持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特权，需要控制大城市的户籍人口规模。保持“中美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中美精英默契”，需要大量的低价格劳动力；同时，中国的政治机制，也需要大量的低权利人口，维持低人权优势。这就要避免大城市的赋权机制，控制大城市人口。

　　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国崛起的最终路径，必然是高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高创新能力，而且，人类文明发展，导致的经济、资源、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经济规律。这就必须要发展大城市。

　　这两个对立面，多层次、多因素的博弈，最终，会决定中国的大城市政策走向，而现在看来，第一个方面占到了主要作用。不过，第二个方面，却是规律性的东西，第一个方面也需要从中获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