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大痛点！高官低能 触目惊心

　　“高官低能”的说法目前正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不胫而走。

　　跟在其他国家一样，“高官”在中国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但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下的当今中国，公众所说的高官通常是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习近平以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官员，但也可能是泛指高高在上、可以对公众任意处置、让公众毫无招架之力的一般官员。

　　眼下，中国公众所说的“高官低能”主要是说北京市的高官低能，他们就此所提出的证据是，北京市官员在结冰的冬季一夜之间将几十万外来打工族及其亲属（包括妇女和幼儿）赶到大街上，这种残暴的手法等于直接扇了反复声言和强调“关心基层群众生活”的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的耳光。

　　中国公众说北京高官低能的另一个证据是，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和涉嫌性侵儿童的丑闻之后，北京官员先声言进行彻底的调查，然后再说幼儿园监控设备因为一天至少数百次的强行断电导致硬盘坏掉，监控录像不能全部恢复，已经恢复的录像未见性侵儿童画面，因此性侵儿童的说法是造谣，必须严惩。

　　属于一个在纽约股市上市的大公司的幼儿园监控录像设备居然会发生如此离奇的损坏，北京公安机关居然会如此排除涉事幼儿园发生性侵儿童的可能性，观察家们和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普遍认为，北京官员的这种做法不但侮辱了中国公众的智商，也侮辱了全世界人的智商。

　　北京官方有关监控设备损坏的离奇说法尤其是让技术业界的人感到莫大的侮辱，就像是有人说马少一条腿也可以拔得马术比赛头筹让马术运动界的人感到莫大侮辱一样。

　　中国又名神州。眼下的中国确实是正在发生神奇的事情。

　　在技术业界的人纷纷抗议说，储存监控录像的计算机硬盘几乎不可能因为断电发生损害，绝对不可能发生官方所说的那种损害之后还能正常开机的事情；再说操纵监视系统服务器开关是一个专业活儿，根本就不是官方所说的那个打工的非计算机专业的女子所能操作的；即使是出现硬盘损害数据也可以很容易恢复。

　　然而，就在技术界人士发表上述观点之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网络技术公司猎豹移动公司总裁傅盛11月29日星期三通过微博为其公司的产品发布广告，声言“猎豹推出的金山数据恢复大师，专门恢复各类硬盘事故，人为删除而无法打开的文件…要么让我们试试？”

　　低能与高能的辩证

　　这一商业公司老总自卖自夸推销自家产品的普通广告发表之后，这则广告微博贴立即被删除。

　　当今中国、当今神州发生的这种神奇的景象导致一位网民发出黑色幽默的评论：“猎豹的傅盛在微博发了这个(广告)，立马被删了。金山（品牌的网络安全软件可以）防毒（但）不防删，还是要进化啊。”

　　傅盛就这种黑色幽默的评论发出黑色幽默的回应：“防删除技术能力不够，深刻反思中。”

　　在这里，对电脑技术和互联网运作以及对中国政治不太了解的读者要想完全理解傅盛与网民的黑色幽默互动或许需要一点小科普——电脑硬盘数据的保护和恢复属于电脑技术，互联网政治敏感信息的删除则属于电脑技术之外的政治决策，电脑技术无论怎样改进，也无法控制技术之外的政治决策，就像水泥制造技术无论如何改进，也无法控制楼房房间布局安排一样。

　　眼下，北京公安机关对红黄蓝幼儿园监控录像储存硬盘损害的解释，以及北京市政府驱赶几百万民工的做法依然是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争议，但目前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评论家们毫无争议的是，北京市官员无论是在红黄蓝幼儿园问题上，还是在驱逐绝对属于“基层群众”的民工的问题上是低能的，是侮辱全世界的智商，是侮辱中国人的基本尊严。

　　这种做法和这种解释也使中国领袖习近平颜面无光；而习近平在在中国公众和世界对上述事件议论纷纷之际对有关事件保持沉默，转而大谈中国厕所问题，则更显示了习近平颜面无光。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评论家们以及中国观点各异的公众更为毫无争议的是，这些低能的北京官员是高能的甚至是超高能的——他们可以在扇了习近平耳光、侮辱了全世界人的智商之后，还能稳坐钓鱼台继续当官，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公众则对他们恨之入骨却无可奈何。

　　“低端人口”版权追踪

　　中共领袖习近平从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开始宣扬他最关心“基层群众”的生活，跟“基层群众”心贴心。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之后，他直接控制的中共宣传机器和中国媒体更是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关心“基层群众”，每到一个地方视察都要亲自询问和查看“基层群众”锅里有什么吃的之类的温饱问题。

　　不幸的是， “基层群众”在中国还有一个官方名称即“低端人口”。得到习近平超高速提拔的中共北京市党委书记蔡奇下令清除在北京打工的“基层群众” 即“低端人口”，将他们在隆冬季节驱赶到寒冷的大街上，这种做法引起众怒，同时也使“低端人口”这种带有歧视和直接威胁公众福祉的说法再度受到公众抨击，更将中共苦心经营的习近平关心“基层群众”生活疾苦之类的宣传一举击碎。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或许是出于这种担心和由此而来的恐惧，北京官方在极力否认暴力驱赶外来打工族及其亲属的目的是驱赶“低端人口”。中国政府以及政府指挥的网络特工则声言，“低端人口”根本不是政府的说法，而是敌对势力制造的造谣，目的是挑拨中共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然而，“低端人口”的提法自大约在过去的10多年里来频繁见于中国官方正式出版物，而在号称天子脚下的北京，低端人口的提法似乎尤其是受到中共北京党组织的青睐。

　　例如，中共宣传部门所控制的中国互联主要门户网站之一百度有个网络百科词条《 顺义模式》。在这词条之下，读者可以看到有关的介绍：

　　“自2003年以来，（北京）顺义区在产业发展上，提高各类市场准入门槛，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实行清理，奖励企业吸纳本区劳动力；在证件管理上，对农民工按工期办暂住证，对从事废品回收等低端人口只办理3个月短期证件；在房屋销售上，提高开发档次标准，对区外人员购房实施调控措施。…

　　“…政府的思维是不要所谓的低端人口来，对于高端人口还是欢迎的。”北京市社科院外国所所长白志刚，一语道破了近期北京市人口调控的主要思路吸引高端，限制低端。”

　　又例如，在2017年12月1日北京时间凌晨时分，人们依然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区昌平区委员会党校、北京市昌平区行政学院的网站上看到2015年发表的《昌平区人口调控工作调研报告》，该报告详细陈述了如何控制和消除低端人口的策略，其中集中提到低端人口的段落包括：

　　“2、与中心城区之间的通勤成本低。2007—2014年间，由于北京长期实行统一低票价的公交和地铁，住在昌平的外来人口只需0.4元就可达二环，2元的地铁票就足可以走遍全市主要核心功能区，远远低于周边大中城市日常通行的成本。昌平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使得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在一小时以内便可到达工作地，日常通行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均较低，成为在中心城区工作的低端人口的理想居住地。

　　“3、水电燃气等价格低。水电燃气这三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价格均较低，没有体现出与副省城市的级差，通过与河北、河南、山东三大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副省级城市比较可以看出，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北京均处于五城市中的最低水平。只有到户水价这一项，北京虽然高于四大城市，其实如果考虑居民全年用水费用与月均收入的比值，北京则与其它城市相当，甚至比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低5.5个万分点。这也导致了北京对这些省份的低端人口吸引力比这些省份的副省级城市更大，而路途却不远，这些省份的低端人口也就更倾向于选择到北京谋生。”

　　“低端人口”国际关注

　　中共政权居然如此公开打出“低端人口”这种歧视和侮辱中国公民的旗号来制定和推行政策，这种公然宣布与人民为敌的做法可谓低能至极，低得令国际媒体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评论是好，因为这种提法是任何国家、甚至是国际间公认的标准流氓国家的政府也不敢提出的。

　　国际媒体就是带着这种目瞪口呆报道北京当局一夜之间将数十万人驱赶到冬天结冰的街道上以及中国官方的消除“低端人口”政策的。以下只是英语世界提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低端人口”说的一个极不完整的新闻报道标题单子：

　　——《北京以“安全”为名将数以万计的人扫地出门》，美国网刊《工商内线人》（Business Insider）,11月28日

　　——《中国‘残暴’驱赶北京移民打工族将他们扫地出门》，英国《卫报》，11月26日

　　——《香港活动人士强烈抨击北京‘低端人口’扫地出门并将他们的住所夷为平地》，英文《日本时报》，11月30日

　　——《北京以消除火灾隐患为名强迫大批下层人离家引起反弹》，路透社，11月27

　　——《北京夷平移民工居民区，将成千上万的人扫地出门》，美国《纽约时报》，11/30/17

　　——《北京因‘残暴’地将移民工扫地出门受到强烈抨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闻网，11/29

　　——《北京人不高兴将移民工扫地出门》，爱尔兰《爱尔兰时报》，11/28

　　——《北京将大批华人移民工扫地出门引发强烈谴责》，菲律宾《每日问询报》， 11/28

　　在英文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声中，有中国大陆资本背景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也在11月29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北京残酷地将移民工扫地出门是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个污点”。

　　在英文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28日发表的一篇有关驱赶移民工的署名文章的标题可谓与众不同——“致力于为所有的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北京”。

　　高官低能又高能的极致

　　在处理将几十万人一夜之间驱赶到冬天的大街上以及解释红黄蓝幼儿园何以监控设备巧妙地坏掉的问题上，以蔡奇为首的中共北京官员被普遍认为是高官低能又高能。

　　但是，在美国《纽约时报》看来，当今中国高官低能又高能的极致显然属于习近平。

　　11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推行的不受法律约束的反腐败运动受到来自中国国内外的普遍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超越法律的做法与中国政府所宣扬的中国实行法治背道而驰，但习近平为此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立法将超越法律的中纪委反腐的做法推广到全体中国国民，而不仅仅是限于中共党员：

　　“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败运动，用这场运动把竞争对手送进监狱，让党内领导层人心惶惶，并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根据本月公布的法律草案，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让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在大学和国有企业任职的数百万更多的人。

　　“中国目前的反腐败监督机构是共产党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虽然权力广泛，但只对8900万名党员有管辖权。习近平的新委员会是一个负责监督所有政府出资的企事业单位的国家级机构，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有多达6200万名员工，其中许多人不是党员。

　　“中国已经有一个由共产党运行的反腐败机构。其名称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嫌疑人在没有上诉权、不能与律师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拘留之后，将他们送交检察机关。

　　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任命了自己的盟友王岐山负责党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采取了声势浩大的行动，拿下了数十名最高层的党政官员。反腐败运动帮助加强了习近平的牢固控制，但也引发了滥用和刑讯逼供的指控。

　　“这个新委员会也将有对人进行三个月秘密拘留的权力，还可能将秘密拘留的时间再延长三个月。这将让监察委员会拥有目前党内检查机构只用于党员的同样严厉的拘留权。”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的一些著名法学家目前试图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是习近平的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很可能通过明显违反中国宪法的有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然而，这些学者们通过网络发表的担忧和关切很快被中共网关当局删除。

　　在很多批评者和观察家看来，号称实行法治的习近平当局试图设立一个违反中国根本大法宪法的机构并获得违宪的授权可谓低能之至。然而，这种低能的做法大有可能在中国获得合法的外衣，这种局面又显示了习近平当局的绝对高能。

　　关于高官低能又高能，西方的政治科学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称——专制独裁，其来自拉丁语的英文名称是dictato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