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被驱赶者基本上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以“优化”北京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功能”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从历史经验来看, 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都难逃失败的宿命?
嘉宾：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
吴强表示，过去5年中共进行了各种运动，如反腐、封网、摧毁公民运动等，当然也在建设。我们看到，中共其实奉行的是利于控制的内部殖民主义，人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也是一到五线，推行用公民社会信用积分来决定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以限制人员的流动和阶级的流动。总之，就是社会隔离主义越来越得到体现。中国虽然拥抱全球化，也依赖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但同时也担心这种流动的反作用。政府要把与目标相冲突的因素隔离出去。已经有的是互联网隔离，防火墙的设置，今后企业隔离也会看到。我认为，隔离是政府未来要采取所有政策的方向，至于会怎么做我们还要观察，不知道政府有多少想象力和能力。
吴强说，我不认为政府隔离人群和限制流动是因为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策划一场乌托邦的构想，雄安就是例子。中共希望把雄安模式在全国展开，因此才有驱赶北京的所谓低端的做法。这是在推行北京的雄安化，也反应中共的统治心理。中共似乎认为，按照不同人口的状况把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加以管理，可以最有效防止政治风险。中共还相信，现在所有异己分子都消灭了，应该从长期反危机的角度入手来维持政权。
胡星斗说，2014年习近平视察北京就说，要缩减首都的功能。目前，中共采取的中国模式有特点，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其中的国有制占据制高点，处理问题则采取行政手段。我认为，这是斯大林、希特勒等当年控制经济的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失败。其实，中国必须要改革，要兑现法治承诺；回到从前的城乡分割是行不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制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更坏。中国2003年之前也用检查身份证的名义遣送农民工。
胡星斗说，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底层很难获得上升空间，很难获得教育和户籍，难于成为城市居民，媒体也很难反应底层的呼声。因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百姓才不知道要争取以及如何争取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应该是个理性政府，应该倡导法治，倡导为人民谋利益。实际工作中还要考虑到如何遵守法治，不应该强调党大于司法、书记大于法律。在城市搞隔离将导致大量中产消失，很多中产也变为弱势，这对中国不利，也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政府应该为弱势群体谋利益，应该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对他们实施免费，以防范社会暴乱。
秦伟平指出，任何给中共的进言其实都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其实是与虎谋皮。中共不得人心，但是却不像我们想象的蠢，它知道百姓心理。但当局为了保住政权顾不得这些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后不久，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便说，要警惕中国的经济风险。这其中必有深意。紧接着便是蔡奇的强制驱逐。蔡奇明白给百姓分红赚点赞的道理，现在做法上的矛盾值得思考。中国现在国债高筑，已经不堪负荷，继续维持经济意味着继续升级债务；停止举债则意味着硬着陆。从执政集团利益出发，这是事关政权安全的时候，不能关注社会，只能快速逼走潜在的社会危险因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局这样不择手段而且急切地赶走社会不安定因素。
秦伟平说，中共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让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自由度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共产党遭遇了困境，所以必须左拐，这种可能性很大。把低端赶回原籍，不管用温和还是激烈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政策将固化人们的原籍所在地，这对中共治下的社会稳定有利，未来他们甚至还可能限制跨省打工。但是，由于八零后、九零后已经见惯世面，无法接受回到农村，政府也不会完全不管不顾，而是会出台配套政策朝县域经济发展。只要在危机发生前把人限制在原地，对政权冲击就少。这虽然是短视行为，但是中共需要过了这个关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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