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访华。除了参加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外，特鲁多还将前往广州出席全球财富论坛（被加拿大总理府称为中国版的“达沃斯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按照加拿大政府公布的信息，在北京期间，特鲁多还将出席中国政府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举行的私人晚宴。
从中加双方透露的信息来看，特鲁多12月3日至7日的访问主谈经贸议题。虽然加拿大总理府回应记者提问时都会“政治正确”地提到人权问题，也有人权组织呼吁特鲁多此访提及至少三名在中国服刑的加拿大人，但据特鲁多本人及其身边幕僚的态度来看，他此次访问不会侧重这一点。这基本上延续了2016年8月特鲁多访华时的基调。
不谈人权与民主，只谈经贸合作，这是加拿大自由党执政后和中国打交道的最大特点。特鲁多之前的哈珀政府时期（2006年至2015年），加拿大是西方七国集团（G7）当中唯一一个借民主原则、价值观外交和北京“闹僵”的国家。 在那个10年间，从频繁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尝试借台湾议题施压北京，到总理或内阁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再到总理本人抵制北京奥运会，加拿大是除了美国以外在人权问题上发声最多的国家，导致哈珀和中国领导人很少举行会晤或互访。2009年12月，哈珀担任总理5年后才首次访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晤哈珀时甚至感慨，5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
和哈珀执政10年相比，中加关系发展相对较好的时期应该是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政府时期（1993年至2003年）。克雷蒂安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至少会晤了14次，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当时的中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在国内开启国企改革，目的主要是为了融入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和加拿大改善经贸关系，也是中国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再往前推，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执政期间（1968年至1979年），中加建交并奠定了经贸合作的基础。 皮埃尔·特鲁多（以下称老特鲁多）于1973年访华，成为中加1970年建交后首位访华的加拿大总理。在他执政期间，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时刻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在1976年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当时的特鲁多政府拒绝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导致加拿大成为首个拒绝国际奥委会成员参加奥运的主办国。
老特鲁多经常和美国就外交政策发生摩擦，注重拿加拿大同亚洲和欧洲（当时的北约和华约）的关系，平衡对美国的依赖。现在的特鲁多似乎也在遵循其父亲的这一外交思路。 比如，除了和欧盟达成全面的经济与贸易协定以外，特鲁多政府还在寻求同中国、印度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同美国以外的国家达成精缩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此强化自己在亚洲经贸事务中的角色。有了这些，加拿大和美国重谈北美自贸协定（NAFTA）就会更加自信或具备更多优势。
江泽民时期，中国改善和强化同加拿大的关系，更多地是为了打开和拓宽国际合作空间，摆脱中国被孤立的环境。习近平时代，中国推进互惠合作的同时，更多地则是为全球发展提供“机遇”。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明显看到了这一点。在美国排斥或反对的意见下，特鲁多执政后便宣布加入亚投行（AIIB），并派代表赴北京出席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过去，加拿大在亚洲更多是一名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地区秩序的维护与话语权的分配比不过其他几个G7成员国。现在特鲁多所做的就是将视线转向中国，通过贸易（而非价值观外交）加大加拿大在亚太的利益存在，并参与制定地区贸易规则。而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定位与战略布局恰好给加拿大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或“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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