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肆意驱赶低端人口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次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引发的愤怒与谴责声遍及海内外，人们担心这种驱离将被其他中国大城市效法，成为人道灾难。鉴于中国底层人口占总人口80%这一事实，人们也许真应该考虑一下北京驱离低端人口背后的真正原因：因为维持秩序与市容的需要，大中城市对城市中的贫民区进行不定期的清理。

　　城市贫民窟与政府的良心指数

　　贫民窟的出现及其消亡，既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由弱到强的过程，还体现一国政府的良心指数。在工业化最早起步的欧美国家，在小农经济逐步被消灭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涌进城市谋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经有过贫民窟现象，英国伦敦东区与纽约的贫民窟曾世界闻名。随着英美两国的国家能力增强，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消失了，但也还存在着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区别。拉美和东南亚那些后发展国家，国家能力并未强大到解决本国的贫民居住问题，因此，贫民窟仍然是这些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之产生，原因与欧美国家差不多：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为这些失地农民提供足够就业空间，在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农民滞留在城市边缘，形成了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以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贫民窟，世界闻名。

　　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指出贫民窟密布于整个地球。在《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贫民窟”用来指代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与“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经常互换使用。传统上，贫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这个词汇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居民数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约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联合国当时预测，在今后25年内，贫民窟居民将会增长一倍。

　　城市贫民窟：中国人的现实煎熬

　　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共官方并不提供相应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2010/2011）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比例从37.3%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则从1990年的41.5%降至28.1%。这个报告的结论让中国人没有贫民窟的骄傲荡然无存：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万。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与市容，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这一点，中国官员心中有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中国城市应该允许贫民区的存在

　　驱赶城市外来者，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北京的驱离行动之所以让外界备感愤怒，除了手机秒拍将被驱赶者在寒风中战栗的画面实时传导至网络世界之外，还有时势的原因：人们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蕴积已久，反腐败都难以卖座，“低端人口”之说更是触动了中国人心中那根极为敏感的弦：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艰难度日的社会底层，尤其是进城讨生活的农村人口，随时都可能成为当局驱赶的低端人口。

　　中国数千年历史，王朝倾覆了若干轮。历次王朝倾覆，除了外敌入侵之外，基本都是流民揭竿而起的结果。远的不说，就以离本时代最近的明清两朝来说，进入中叶之后，都因人口渐增、土地日益集中，失地农民日渐增多并成为流民，统治者先是“驱人归田”，因“无地可耕”而无法安置；然后就在剿抚之中彷徨摇摆，直至最后或被农民起义吞没（明末农民大起义），或在各种民变中日益衰弱，直至灭亡，例如清朝中叶以后的历史，先是盛世中的白莲教、天理教等各种小规模起事，后是太平天国起义这场遍及十一省的大规模起义。中共革命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其实主体并非中共所说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而是流民，即失地农民。

　　与中国同列为“金砖四国”的三个国家，除俄罗斯之外，印度、巴西都有城市贫民窟。在贫民窟中排名第一（按面积）的印度孟买达拉维居民超过60万；排名第二的印度达哈维贫民窟面积仅为1.7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高达上百万。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荷西尼亚是南美最大的贫民区，排名世界第三。中印两国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都是中产阶层人口偏少、贫困人口偏多的国家，印度之所以出现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的两大贫民窟，原因在于印度是民主国家。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贫民窟的居住者的选举权与中产、富人的权利平等，也因此，政客出于选票考虑，必须许诺改善贫民窟的现状。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包括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以及道路的改良，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中国政府以人治手段阻止出现贫民窟，肆意驱赶“低端人口”，主要原因在于一点：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中国官员并非民选官，不需要对民众负责。

　　在总人口约占80%的社会底层当中，（其主体是农村人口。中国的农村生态系统已经支撑不起数量庞大的底层人口之生存需要，他们进入城市谋生是必然趋势。城市里如何容纳这些人，让他们在城市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这是横在秩序与人道之间的“中国结”。如何解开这个结，不仅考验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更是政府良心指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