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7年10月25日，王沪宁跟随在习近平的身后，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在世界媒体前亮相时，人们都在猜测，这位有“中南海首席智囊”之称的知识分子型官员，将会给中国理论与宣传领域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位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在这聚光灯下，曾经写出《中国九十年代的战略抉择: 体制驱动》等论着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18年之初，似乎正在扣动他在管理中国舆论宣传领域第一枪的“扳机”，将目标指向“资本过度介入媒介（并非只有媒体）”。
“必须严厉打击微博热搜产业链” 北京时间1月27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北京网信办”）发布消息称，针对大陆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低俗色情、民族歧视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约谈该企业负责人”。在官方报道中，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称，“新浪微博违反国家有关互联网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存在严重导向问题，对网上舆论生态造成恶劣影响，责令其立即自查自纠，全面深入整改”。事后新浪微博表示，将落实管理要求，对热搜榜等版块下线一周进行整改。 在北京网信办发布消息后不久，上海网信办随之跟进称，“必须严厉打击微博热搜产业链”。如果再结合2017年12月末，大陆新闻媒体“头条公号”因为“持续传播色情低俗资讯”被网信办约谈的信息，以中国网信办为执行部门，掌握强势话语权的中国宣传系统，开始将监管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网络上“资本引导舆论”问题。
资本的无孔不入，乃是其逐利的本性所在。但是，当资本开始操控舆论，这就不得不引起警惕，毕竟，舆论所关联的是事件真相，及至社会正义。于此而言，与热搜的商家逻辑相比，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何以能操控舆论？这是今天王沪宁心中所想吗？ 尽管重要使命之一是构建“习思想”，但是具体政策管理上，仍能够观察王的执政思路（图源：新华社）
执行者与主导者
在中国政治中，宣传从来不是一件可以被“轻视”的事情。负责中国宣传的总责任人，也并非西方认为的中宣部部长，而是“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从中共十五大的丁关根时代起，一直到李长春，刘云山，王沪宁，皆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 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中共官员，其日常工作可以具体总结为“理论上的宏观方向引导”和“宣传上的管理政策制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宣传领域的基础框架。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具体到这两项政治任务，王沪宁的使命就是如何在“理论上的宏观方向引导”上，将“习近平思想”扩充，丰富，宣传。相信这也是习近平任用王沪宁的重要目的。但是与此同时，“宣传上的管理政策制定”也能偏废，因为这恰恰是以往中国宣传系统最为中国民众“批评”的领域。
尽管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媒体甚至自媒体的“整顿和管理”，并非首次，例如在2017年下半年，中国网信办就曾对多个中国自媒体公众号进行了“封杀”。更早之前的2017年3月，中国网管机构勒令叫停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门户网站的自采栏目，腾讯网的管理“属地”从相对宽松的广东变更为审核更为严格的北京；6月22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门户网站发布通知，要求新浪微博、ACFUN、凤凰网等网站关停视听节目服务。
这其中当然是由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网信办”去具体执行，但是在指导层面，习近平以及王沪宁，或许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产业链”的关键词是“资本”
“资本介入媒介”，在中国网信办此次的表态中已经十分明确“必须严厉打击微博热搜产业链”，微博是新媒体的一种，而“产业链”背后的关键词，就是“资本”。
尽管西方一直在批评中国缺乏媒体自由，但是中国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从来不缺乏资本的身影。借助互联网发展澎湃孕育的自媒体，从诞生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尤其是许多超大型的公众号，如今纷纷选择藉助资本力量实现商业化。 2015年，腾信股份、极客帮创投、平安创新投资基金一起投资了火钳刘明（关八公司）共计1,000万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其中腾信股份是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专门为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整合营销和特色互动营销等解决方案。同时，它在网红营销+专业网络大V营销方面提前布局，通过成立北京云微星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粉丝量超百万以上的众多微博大V建立了非标营销合作。显然，关八就是布局中重要一环。
可以说，这些原本只是创作内容，展现影响力的媒体，当注入资本的血液后，成为了娱乐市场上的一件商品。广泛的信息平台，丰富的表达渠道，诱人的盈利空间，其背后是层出不穷的虚假新闻，违法违规的营销手段，低俗媚俗的传播取向，这就是当下中国自媒体的现象。
中国政府高层意志的体现
当然，资本介入媒体，并非中国媒体的原罪。王沪宁将管理第一枪瞄准互联网，就是今天的新媒体，不符合“党管媒体”这条中共严重不容侵犯的红线原则。 历史层面。中共历来重视“笔杆子”，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媒体亦是国家机器。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共文化之下，文艺宣传就与政治不分家了。而毛泽东这位第一代中共领袖，以其目前难以进行历史评判的各种手段，将党性这顶帽子牢牢地按在了中国媒体头上。
现实层面。近几年来，中共对于“党管媒体”的要求一刻未曾放松，不仅在自媒体领域，在传统纸媒和互联网门户网站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传统媒体上，2013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2013年7月，《新快报》陈永洲事件；2013年8月，《新快报》刘虎举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贪腐被捕事件；2014年9月的21世纪网案……面对新媒体浪潮的冲击和政府管控的一度加剧，在与政府的牌局中，媒体人已经亮出了他们手中所有的底牌——擦边球、隐喻、新媒体，但是种种的突破尝试，今日看来都已被相关政策“堵死”。
政策层面，今年5月底，中国网信办出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公共社交媒体账号也纳入管辖范围，并规定只有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能申请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佈服务许可。规定要求即使是自媒体，也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人，且只能是中国国籍，以落实监管职责。
今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中，也规定了“大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发现违规的，大陆政府有权处置。 更重要的第四点，在中共高层意志上，对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2016年2月举行的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中共最高层明确表态，“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针对互联网媒体，这次会议亦有表述，“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 个中意味，跃然纸上。
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管理的全面加强，既是中共高层意志的体现，是中共对“党管媒体”的践行。同时也是中国新媒体媒体的确需要一次走向正轨的过程，一次洗白的“成人礼”。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有序社会，而非一个言论无“度”的无序世界。自媒体之所以含有“媒体”二字，也是提醒众多自媒体人身负媒体的责任，需要对自己放出去的任何言论负责。 这是王沪宁的“第一枪”，但是瞄准方向的，却是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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