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中国政协常委会，在谈及有关反腐治党问题时说，“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在五年之后，王岐山已经卸任中纪委书记之职，似乎又要担负新的政治任务，就像他在数十年的仕途中多次扮演“救火队长”角色一样。
近日，王岐山意外在湖南省选区当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进一步推高了外界关于王岐山再任要职的预期。多方观察已经普遍认为，王岐山将在2018年3月召开的中国“两会”期间获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再次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左右手。届时，王岐山或将参与中国外交工作，并对香港澳门相关事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许将在解决目前出现的棘手问题时发挥特殊作用。
四大原因解读王岐山可能主导涉港事务
有分析指出，如果王岐山当选新一届中国国家副主席，可能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中美外交。中国外交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国国家副主席是这一小组的副组长。王岐山在2008年至2012年履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时，在外交领域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未来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王岐山被认为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其二是群团工作。2015年7月7日，中共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悉数出席。这标志着包括共青团中央在内的中国群团工作改革的开场。李源潮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出现在官媒报道中，几乎都是调研群团改革，可知群团工作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来主抓负责。
但是或许更能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王岐山有可能在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按照以往任职惯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是负责领导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自曾庆红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起，国家副主席开始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或副组长。该小组三任组长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届时身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却未担任中共党内要职的王岐山，或许将任这一小组的副组长。
其二源于香港事务的复杂性。香港曾因中国大陆的封闭与落后，作为其与外界沟通的中转站而盛极一时，如今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失去了当年的时势造化。仍然享有免税等优惠的香港没有衰败，但是不得不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转型才能延续繁荣。在此过程中，文化、政治、族群之间的差异在不当的城市自治和外界干涉下久拖不决，不断发酵激化、趋于紊乱，香港法治岌岌可危，也成为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第三是王岐山本人对香港的熟悉。王岐山在香港回归前后在广东省工作，担任该省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后来又任海南省委书记。正如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与台湾地区多有交流，王岐山也对香港比较熟悉。有大陆坊间传闻称，王岐山曾在香港坊间调研，近距离观察香港民情、政情。
再次，复杂的问题，需要有能力的人去解决。香港问题自回归中国以来蔓延数十年，随着自身问题加深而愈演愈烈，需要及时扭转目前的发展趋势。而王岐山正是以攻克难题见长。据称，香港社会对中共官僚作风一贯比较排斥，但是对坦诚直率的王岐山比较接受。未来王岐山或许确实可以以他的方式化解香港社会的症结。
尚无定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是中国一个国家机构，也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虚位国家元首，其副主席也具有明显的荣誉性质。两个职务的实际权力取决于任职者在中共党内的身份。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家主席都是由中共总书记兼任，因而在中国国家体系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国家副主席人选的中共党内职务则无定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一般认为，习近平与胡锦涛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都是在为未来接班最高领导人“热身”，同时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故尔拥有较多实权。不过，曾庆红与李源潮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职时，却又有不同的情况。曾庆红当时也兼任政治局常委，李源潮则只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如今在各方期待中将要接班李源潮的王岐山，甚至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只有中共党员的身份。不过，这并非无例可循，胡锦涛的前任荣毅仁，以及更早以前的宋庆龄在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也只是普通的中共党员。
观察人士表示，通过对近年有限的人事制度安排可以发现，如果可以归纳出某种规律，中国国家副主席一职的权责设置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人模式，习近平与胡锦涛担任该职时，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另一种模式是非接班人模式，曾庆红、李源潮以及或将就任此职的王岐山都属于这种情况。
王岐山在过去数十年仕途中，辗转于金融、社会治理、外交、政务多个领域，多次临危授命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展现了多方面的杰出个人能力。上述三个方面，都有其重要性和挑战性，也是王岐山就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三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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