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大难！吴小晖暴露了中国政商规律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Lee综合报道：2月23日，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整个互联网：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对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另据保监会23日发布公告称，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保险法规定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安邦集团照常经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保监会决定于2018年2月23日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为一年。接管过程中，接管工作组将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

　　一、安邦集团的最重要创始人吴小晖，涉嫌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

　　安邦号称资产万亿，产业遍布全球，那么这个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的涉嫌，其份量之重已不必再解读了。

　　二、安邦集团已被监管部门为首的工作组接管，未来股权将重整并引入优质社会资本，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安邦股权、管理结构将彻底被扫清，安邦将不再是过去的安邦。

　　三、中国对金融保险投资体系的“拔毒”工作拉开大幕。

　　关于吴小晖的各种分析和轶事网上太多，已没什么讨论的意义了，但吴小晖的倒塌却实实在在给中国的政商关系再次敲响了警钟。商人，到底该如何定位自己、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才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吴小晖之前，倒掉的著名富豪如黑社会起家的刘汉等。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无论你的资产再多、攀附的权贵再高，只要干了违法的事、没有定好自己的位，没有守好自己的道，体量越大反而倒掉的概率越大。中国很多商人之所以倒掉了，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定位好政商关系，没有给自己定好位，不明白自己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当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随着成功而不断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还不自知时，“嘭”的一声爆炸就很难避免了。

　　很多中国商人在做大之后，就会拿西方的商人和自己进行对比，他们会有些心理失衡。怎么西方的资本地位就那么高，而在中国自己为什么就受那么大的限制？地位怎么就那么低？其实地位无高低，不过是一种感受而已。不过，搞清楚中西方资本的差异还是很有必要的。想搞清楚，就得对中西方历史、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充分理解，理解透了，分辨清了，就一切都明白，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中西方最本质的差异在于：西方是资本至上的国家，中国是政权至上的国家；西方是“三权分立”的多元平衡体制，中国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发展体制。

　　西方为何能资本至上？

　　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其一切的法律逻辑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逻辑起点也在资本。而之所以形成这一机制，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其本身的历史演变，那不是某个人强加上去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历史上的西方，最初是由宗教势力与封建领主势力把控局面，文艺复兴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向外殖民扩张，逐渐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随着新势力的崛起，宗教势力通过改革出让了部分权力、封建领主通过改革出让了部分权力、新兴资产阶级通过争取获得了部分权力，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权平衡机制。所以，西方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平衡政治。这种平衡，很多时候与普通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而是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

　　由于最后资产阶级总体掌握了政权，所以西方最终其权力都是以保护私有资产为核心的。所以，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资本家当然也就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当然就非常之高。而且，由于西方的法律本身就是由资本主导制定的，他们既能影响精英修改、制定法律，又能请到最好的律师团作为自己的顾问，因此其所有的趋利行为基本都是合法的。哪怕偶尔在经营上有不合法，但由于其通过一层层的法人组织机制也把资本家一层层地给保护了起来。所以，在西方你几乎看不到大资本家犯法的。这种机制，使得在西方实则是资本家掌握最高权力，只是资本家并非一个，而是一个群体而已。斗法，更多的是在资本内部和资本的代理人之间展开。

　　西方资本势力和其代理人之间的斗法，由于已经被设计成完善的法律机制，并且分出了不同的层次，所以斗争一般都被安全地局限在了某个层面，烈度当然也就不高。于是可以看到，西方的“成熟西式民主”国家的政治博弈烈度非常有限，很少会出现人仰马翻、地动山摇、你死我活的情况，政治家大多只是局限于丑闻缠身而已。

　　与西方“成熟西式民主”不同的是，那些只学其形而无相关发展历程，政治上又没有与西方进行完美对接的国家，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机制，政治背后也没有稳定的政治力量，于是或被境外力量操控，或被内部利益集团操控，就形成了像乌克兰、台湾等这样的闹剧民主。他们的特点是：一会儿革命了，一会儿议会打起来了······

　　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从未出现过多中心的政权，而商人也从未掌控过政权。历史上获得最高政治地位的商人应该是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但他也同样是通过封建政治体系的途径才获得了政治权力，并非资本权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商人从来都从属于政权，资本从来都从属于政治。在中国，商人无论再有钱，在知识阶层、政治阶层上都无法占得主导，政权从来都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在中国，也曾经有过资产阶级的萌芽，但都被完善的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体系给消灭了。

　　其实，也正是历史上的西方权力相对分散，没有大一统，且掌握在不同的宗教势力和封建领主手里，这才有了资本家发展壮大并掌握政权的机会，也才有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大一统的机制，注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能革命成功的。

　　中国的历史改变是因为外部侵略，西方用大炮轰开国门，工业化的西方将农业化的中国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打得稀里哗啦，于1911年彻底终结。此后，中国进入军阀、侵略军、外国资本、封建地主占据大量资源的格局，动乱让中国农民陷入灾难。

　　那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也曾试图建立政权，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实力相比原来的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外国资本势力显得太弱小了，掌握的资源太少，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当年的孙中山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是很无奈，只能颠沛流离。直到蒋介石，才算在江浙外国资本买办财阀的支持下稳住了政权，但他也依然难以控制全国。

　　抗战胜利后，当时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中共，与代表江浙财阀的蒋介石进行了终极对决。老蒋三年半时间就被赶到了台湾。其实，如果注意会发现，这个终极对决再次说明，中国文化中就没有西方的多元政治基因，历史上就不存在。当时，作为强者的蒋介石就是想灭掉其他党派而非共享政权。

　　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重新进入了一元化主导的发展模式。由于当时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极其落后，于是中国选择了集约化的公有制发展模式，政府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推进发展。这种发展模式遏制了个性化，但那一代人勒紧了裤腰带，用低生活水平换来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化。所以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用低生活水准换来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商人的。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中国有过一段时间是上山下乡。为何搞上山下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岗位提供给这些青年，这些人闲着就是严重的失业，社会就会不稳定，所以才有上山下乡。但是，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把中国的人口、工业能力与西方的市场对接，引入外资带动就业，让国外的市场和资金带动中国的人口红利爆发。这就是改革开放，商人也从此开始重新在中国复活。

　　很多人在改革开放后发了大财，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发了大财。有些人心里惶惶搞不明白找不到归宿，于是就求之于神，于是就信了某些所谓的大师；另有些人认为自己特别不凡，能量多么超群，于是欲望就会膨胀不能自已，最终“嘭”得一声爆炸······其实，由于当前的社会分配机制就是如此，所以分到善于经营、掌握资本的人手里的自然就多。所以，无论再大的成就，一多半都应该是时代之功。作为一个商人，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不明白这一点而获得巨富者，财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将是欲望的无限扩张，最终很可能就是灰飞烟灭，就像今天的吴小晖一样。

　　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西方那样的多元政治平衡体制，中国根本没有那样的文化基因，历代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所有在政治上有野心的大商人、大资本，收起野心才是上策，那样才能安全。

　　在中国，商人的正确行事方式是，把自己与党国捆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掌握了巨额财富，那对自己可能就不是好事了，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此言虽有些刺耳，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之政商规律。

　　在这种背景下，商人要做的不是去挥霍财富，也不是以拥有财富而傲慢，拥有的资本公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大，也就越应该用好这种公权力。

　　中国大商人的始祖是越相范蠡，他为何能功成身退，历史留名，就是因为他经邦济世的大商思想，这也正是他被中国老百姓奉为财神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