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办、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补习学校如此盛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5日下午，北京铁道大厦，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
杜卫说，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随机问了些人，这些人都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补习班，学习就跟不上。
“我一听以后，更加紧张了。这个情况，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这成了市场行为。”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
“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送孩子到补习班。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但严重的情况是，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到另一个课堂，再收一笔钱，才能讲到位。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学习跟不上等情况。”杜卫说。
“孩子基本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从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下一代成长，不能回避。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杜卫说。
杜卫抛出的话题，随即掀起讨论高潮：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员接话。
“杜委员对这个现象的描述非常精准。我是家长，知道得比杜委员还直接！”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
“你孩子培训一年花多少钱？直接一点。”旁边一委员追问李稻葵。
李稻葵回答说，虽然不清楚具体多少钱，但知道孩子花了很多精力，确实存在两个系统、两个学校。
“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它们会转变形式，转到地下或家里。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李稻葵分析，如果把考核标准变一变，让补习考高分变得没用，补习热就会退下去。
“基础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基础教育不是为了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为了让每个孩子好好发展。”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委员说。
小组讨论结束，走出会场的李稻葵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当记者问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想挑选什么样的学生时，李稻葵说：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应有远大的理想、好的心态，还要有好的健康和情绪管理能力。学习成绩可能短期内不行，但只要有理想，愿付出，一定能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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