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新街口的新华书店中的教科书。 COURTESY OF HAOHAO
1月初，网上传出消息，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套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因删改“文化大革命”内容而引起巨大争议。微博与微信上一个专注中国历史的账号“讲史堂”最早发布相关消息和旧版新版教科书截图对比，指出新的“部编本”删去“文化大革命”独立的一课，把它合并到其他课。旧版教材写“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新版教材将“错误地”三个字以及“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删除。教材还写道：“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这句被网友认为有洗白“文革”的嫌疑。
消息传出后，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微博回应：“部编本”教材中“文化大革命”作为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下面的一个“专题”讲述，“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与危害等”。该出版社确认这套初中历史教材将在3月投入使用。据该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本书属于2017年秋国家教材重大改革的结果，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到2019年，将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2月底，该教材已经通过新华书店系统开始出售，春季学期已在部分地区的学校投入使用。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删减与讲史堂的描述基本上一致。新版作出了许多细致的修改，如有关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描述当中，删除了中共中央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还删除了旧版中提到的“二月逆流”、“上山下乡”等知识点。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些做法是否会重来也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担忧，此次历史教材的变动，更是引起民间舆论的关注，认为教材不仅进一步粉饰“文革”，而且有为最高领袖终身制铺路的嫌疑。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一直关注着这起争议。他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教授，在香港和美国出版了大型学术项目《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
宋永毅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文革”期间，17岁的宋永毅因为参加上海地区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小头头隔离审查五年半。隔离审查期间的阅读与反省，使得宋永毅从毛泽东的追随者成为毛泽东的反对派。1977年，宋永毅考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六四”后到美国留学。
1998年，宋永毅申请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报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
自2002年到2014年，宋永毅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和《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四个子数据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它们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出版。整个数据库共收入近四万份原始文件，共一亿多字，并带有英文的主题、关键词和标题作者检索功能。为此，他曾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加州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的“勇气奖”、“杰出服务奖”等。
采访中，宋永毅针对新版教材“文化大革命”内容的改动以及习近平的相关思维做了解读与分析。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
上图：2002年中国初中历史教材中关于“文革”的内容；下图：新的“部编本”初中历史教材中关于“文革”的内容。 JONATHAN ANSFIELD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教育部新编历史教材对“文化大革命”内容的改动？
答：看到教育部的这个东西，我就要长叹一口气。在研究中国当代政治运动时，我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它前面犯一个错误，后面总是要用一个比它更加大的错误去掩盖前面那个错误。我们可以从土改讲起，暴力土改犯了很多错误，毛泽东不但不纠正，还将错就错，搞农业合作化.....
那么我们再来看习近平的问题。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就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假设前30年是A，后30年是B，今天是C，那么习近平的算术很简单，就是A加上B等于C，他忘掉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和今天的关系实际上是B减去A才得到今天的C。为什么这么说，后三十年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把前三十年那些错的东西基本上都否定了，实际上这中间的关系是B减去A才得到今天的C。
1980年代初那个邓小平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羞羞答答把以前的给否定掉了。当时这是一个4000人大会，我们数据库里有会议的原始记录，好多领导人，如陆定一、方毅等等，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发言中批判前一个30年都很激烈。如陆定一、方毅等就把毛泽东说得比斯大林还要厉害的暴君，那更不用说那个时候自由派人士的发言。后来是邓小平强行压制下去，才弄出这个决议。人总是很难否定自己的。反右，实际上是邓小平全权领导的。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有大概150万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反右的绝密文件，那个文件叫《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是邓小平的领导下，每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把全国的情况汇总。所以，实际上具体的操作是邓小平在做。他不太可能把整个反右全部否定。
所以说，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和逻辑错误，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经过非常完整的推理的错误。等到这个教育部在教科书中把“文革”给修改了，删除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政治和历史的错误。他们试图要把原来习近平说不严谨的话，或是说谎话给说圆，用一个比较大的政治错误和历史错误去掩盖原来一个算术上错误一个形式上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的许多做法是沿袭了毛泽东的“文革”，中国拍马屁，从来不缺人，而且是趋之若鹜，蜂拥而上。
问：习近平在什么方面延续了毛泽东的“文革”？
答：习近平延续毛泽东最根本的一个地方就是不停翻案。中国一般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是1956年的八大上基本确认。毛泽东一直想翻那个案子。八大在政治上提出反个人崇拜，这和当时的赫鲁晓夫、整个国际共运的氛围有关系。八大之后，毛泽东一直不是滋味，躺在床上委靡不振。他感到他的这个最高权力开始受到了限制，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想翻这八大的案，他什么时候翻成功呢？“文革”，最后把一班人的专政变成他一个人的专政，毛泽东已经成为最高指示了。那个时候的中央文件，都有这么一句话：“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打倒邓小平、开除刘少奇、任命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重新启用邓小平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文革”结束后，毛泽东的一个人专政翻掉了，邓小平在党内生活准则上，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集体领导。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搞的又是什么？又是一个翻案。他想要重新回到“文革”时期的一个人的专制，所以他对毛泽东很多东西是欣赏的、照办的。
2017年4月16，宋永毅在洛杉矶。 COURTESY OF SONG YONGYI
问：习近平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中都受过迫害，为什么他还会这么认同“文革”？
答：认为受迫害的一定不认同“文革”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缺乏仔细的认证和研究，至少对习近平与“文革”的关系缺乏了解。2016年在洛杉矶开了“纪念‘文革’50周年”的研讨会，研讨会上有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在美国做“文革”研究的学人，他说他最近去了毛泽东纪念堂，想看看纪念堂是什么样。结果他发现去的人绝大多数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现在都六七十岁的人。他说，我当时产生的一个最强大的感觉是两个字：“父亲”。也就是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不管你否定也好，不管你肯定也好，那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习近平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长大的。比如，毛泽东诗词我是可以大段大段背的。有趣的是在中国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会议上，习近平有个讲话，他那个讲话和胡锦涛的讲话和江泽民的讲话有明显的不同是：他引用毛泽东诗词七次。现在中国领导人讲话，不大有人会引用毛泽东诗词的，只有谁会呢？只有红卫兵，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文风，是我们那一代人“文化大革命”时写大字报的文风。所以虽然习仲勋是他父亲，但他的精神教父是毛泽东。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反叛了这个父亲，而习近平没有反叛。
问：为什么他不会反叛？
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习仲勋、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八一学校还有一个特点，那里的人浮躁，喜欢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武斗。聂卫平有一本回忆录《聂卫平围棋人生》，回忆了当年他与习近平和刘震上将的儿子刘卫平参加武斗的事情。薄熙来是老红卫兵，习近平实际上是红小兵。
“文化大革命”中他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工农兵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文革”结束，他父亲就被解放出来工作了。实际上，习仲勋在“文革”期间不是最主要的被整对象，最主要的被整对象是刘少奇这个系统的。习仲勋是高岗系统的。1955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刘少奇要整高岗，是刘少奇要整习仲勋，而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恰恰把刘少奇给打到了。所以，“文革”期间，习近平他们家受到的只是一般性的冲击，没有残酷到家破人亡。刘少奇派系的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不同，薄熙来的母亲是被斗到自杀的。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薄熙来执政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和薄熙来在四川有一个对话。薄熙来不是唱红打黑吗？薄熙来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薄熙来说，我的家庭我的经历应当和毛泽东是有仇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要搞这一套呢？我想了半天，觉得还是这一套能够救中国。当然，所谓“救中国”云云这些都是官话都是假话，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他心里话就是，还是毛泽东那一套能够帮助我掌权，能够实现我的政治野心。习近平也是一样的，现在他高处不胜寒。怎么掌权更方便呢？还是毛泽东这一套。所以我常开玩笑，要说“文革”是否真的结束了，只要看要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拿下来没有。
不过，马克思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它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悲剧。但是，第二次以相同形式出现的，常常可能是闹剧。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还可能是个悲剧，现在再搞，就会变成一个闹剧了。这就是为什么此次历史教材事件引起舆论的关注。
问：可若是回望中国当代史，很多残酷的历史都被淹没篡改，年轻一代人知道“文革”的似乎也越来越少，“文革”有没有可能被遗忘或是篡改呢？
答：我不那么悲观，虽然政客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但史学家还是在坚持对真相地揭露。政客和史学家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不一定总是胜利。我曾经在美国主持过两个“文革”的大型国际讨论会，第一个是2006年在纽约召开的，当时我们邀请了大约20多位中国国内学者，全部被拦下，只有一位来了；2016年，我们邀请了20位不到，结果基本都来了。最重要的是：来与会的竟有7位80后一代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掌握，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这让我很受鼓舞。
问：害怕“文革”被遗忘，是不是也是你当初建立《“文革”数据库》的动机？
答：起初还是想从学术出发去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我发现英文的一些有关“文革”的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史料错误非常多，举个例子，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我看了四五本有关的回忆录，说他（自己）在天安门受到了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和他握手，根本没有这个事。8月18日毛泽东根本没有走下过天安门。1967年10月那次，他走下过天安门的。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原始文件调出来看下，因为《人民日报》有完整报道。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在此之前，我们还出版了120卷2700多种的红卫兵小报，但出版后，有朋友提意见说不能检索，于是，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可以检索的数据库。另一个触动就来自中国大陆，1980年代，巴金说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防止中华民族“文革”的遗忘。这当时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我想，建立一个实体性的“文革”博物馆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电子“文革”博物馆我们可以先做起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当然知道记忆的重要性。
问：资料主要是怎样收集来的？
答：主要来自全世界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美国各大图书馆、欧洲、香港、台湾，甚至澳洲等各地图书馆都有，我们实际上是把大家的东西集中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资料库的材料来源多是二手的。比如说，2016年出版的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又出版了12卷新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总共加在一起关于广西的机密档案就已经到达将近900万字，可以说中共内部调查的机密档案大致都在那里了。这些档案来自欧美各地、香港各地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具体怎么得到的我就不知道，但基本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甚至有些是高级干部及其他们的子女带出来的。1981年开始，中央派了三个工作组，动用广西12万干部，由胡耀邦亲自领导，在广西调查五年，才弄出这些档案的。当时参加调查的干部，手里头有这些文本，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把这些文本送出来，这些东西就会成为国家档案馆里的废纸，历史的真相就永远不能揭露，比如说广西的大屠杀与人吃人事件。
问：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收集来的？
答：也有。2000年，我从中国放出来，当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都报道了我的事情，一天，我就收到了从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十多份“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天津小学教师寄给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他说知道我在做“文革”资料库，能够保持“文革”的记忆对我们的民族，尤其年轻人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就给我寄来了他所保存的文件。还有一次，我的信箱收到一位来自深圳的信，他说他也收集中共中央文件，问我有没有兴趣？他给我发了好几百个文件，都是“文革”期间收集的。以上只不过是两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的数据库编委和顾问就有十多位现在还在中国大陆的著名学者，这个数据库其实是海内外学者的重要合作项目。
问：现在做“文革”研究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研究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要做“文革”研究必须进行史料鉴别。“文革”离得这么近，现在出来的史料，好多都是假的，你要接近真相就要学会史料鉴别，一般来说，绝密的档案要比机密的好，机密的档案要比秘密的好，秘密的档案要内部的好，内部的档案比公开出版的好，离历史真相的远近大约可以按照手上材料的保密级别来判断。因此，不做“文革”史料学研究，“文革”研究就有可能是假的。我看到陕西某个县（的县志说）“文革”中间才死了两个人，我想我手头都有份文件说明死了两百个人还不止，难道不知道那些假的材料都是欺骗老百姓的？不过，我想这个是必然的发展，第一招就是欺骗，欺骗不了就耍无赖。
现在教育部、习近平的做法是蛮横不讲理，就是“文革”红卫兵的做法，也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的做法。农村支部书记统治农民，他给你讲道理，第一次讲不动，第二次就说照不照我的办，不照办明天就没有吃。
因此，我希望我们这个数据库在客观上要成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记录与保存者。我这一生与“文革”的缘已经是不可分的了，我为它已经坐了两次牢了：第一次为反对“文革”坐牢，第二次为研究“文革”坐牢，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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