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阻止多国使节接触刘霞 有何隐情？

　　北京时间5月11日，法国、德国和欧盟的5位驻华使节，前往刘晓波遗孀刘霞往处被安保人员拒绝。几天前，24名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停止对刘霞的人身和通讯监控，让她可以自由出入。

　　观察人士表示，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日去世后，刘霞不时成为海外舆论的焦点。许多人声援刘霞，批判中共专制无情，呼吁刘霞出国。不过，刘霞的真实情状仍然鲜为外界所知。中外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可能因为其中另有隐情。

　　从刘晓波到刘霞

　　刘晓波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之一，曾经四次身陷囹圄。1996年，刘晓波与刘霞结婚。当时刘晓波已与元配离婚多年，正在接受劳动改造。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霞则被软禁。对刘霞的限制几乎一直持续至今。

　　因此，现在围绕在刘霞身上的种种事态，可以认为都是刘晓波事件的后续。

　　由外界一些信息可知，刘霞的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较差。据报道，她的朋友称，刘霞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心脏病，经常出现眩晕等症状。

　　另外，一些西方国家政界、媒体，以及“异见人士”，争相联系刘霞，不时传递出刘霞所表达的“我要疯了”、“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死比活着容易”等等文字话语。当这些内容传出时，都会引起一轮对中共的批判，以及要求刘霞出国的呼声。

　　例如，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就曾表示，德国长期关注刘霞的状况，希望能获得迅速而积极的结果，并称若刘霞愿意，德国会欢迎她。

　　显然，目前关于刘霞的现状，将会加重外界对中国政治专制无情的印象。

　　2018年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被问及刘霞，以及她能否出国时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这可能说明刘霞真实情况并非全如外界所传受到极为严格和任性的限制。不过也有说法称，有关刘霞出国一事已经超出中国外交和公安部门的控制范围，需要更高层次的管理。

　　或许唯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官方态度的是《环球时报》在2017年7月刘晓波去世后所发的一个社评《境外势力莫在消费刘晓波妻子了》。文中有一句话称，“他们（一些西方势力和境外敌对分子们）提前预置了僵持，堆砌了在刘晓波离世之后妥善解决刘霞问题的难度，劈头盖脸给一个原本可能不是什么问题的事情浇筑了敏感性。”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官方可能认为，刘晓波去世后的刘霞相关事件，本来可以比较顺利地处理，只是因为外界的过度干涉才成为难题。其他国家政界人士直接去联系刘霞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外界则大多认为，刘霞相关问题的产生都在于中共的错误做法，只有努力保持对刘霞的关注才有望最终解决问题。这是双方争执的矛盾点。至于是否让刘霞出国，也是这一矛盾点所延伸出来的另一个问题。

　　刘霞会不会出国

　　外界普遍认为，刘霞出国会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一是对刘霞本人，如果确实存在严重病情，在出国后能够得到良好医治；二是对中国官方，可以不必继续费人费力高压监控刘霞本人及其家人，也不必再长时间受到外界政界、媒体和舆论攻击；三是对刘霞支持者而言，也算是得偿所愿。

　　不过目前所存在一个问题是，各方对刘霞真实情况始终不太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的限制，一些信息在传出过程中可能也会有所失真。即使是能够直接接触到刘霞本人的官方人员，可能也无法完全了解整个相关事件，未必清楚中国高层的考虑与决定。

　　分析人士称，中共对意识形态问题一向严肃对待。在对刘晓波刘霞的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能得见其坚决强硬的态度。其背后可能也不乏有所泛化的敌我思维、粗糙僵化的管理手段，以及对刘霞出国后失去控制的担忧。

　　以目前外界对刘霞的关注和期待，可以料想她出国后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中国将不得不经受一波意识形态的审判与危机。如果刘晓波事件存在一些不宜为外界所知的内情，届时也可能会尽人皆知。

　　另外，出国对刘霞也未必就是最好的结果。她在中国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治理，正如刘晓波被发现病症后得到的待遇。但是在出国后，刘霞将不得不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如果外界能够为刘霞提供持续的物资和精神支持，当然是好的。但是在刘晓波事件热度降温后，这种支持可能也会冷却，继而对她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正如中国“异见人士”陈光诚在2012年5月离开中国抵达美国，获得纽约(专题)大学法学院提供的奖学金支持，2013年6月后却被后者宣布将在近期离校。此后，陈光诚很少再出现在西方政界、媒体和舆论之中，近况已经鲜有人知。

　　刘霞如果留在中国，还能与家人相互照顾。类似陈光诚后来遭遇的处境，可能是刘霞难以承受的。

　　总之，有关刘霞的许多事情仍然不太清晰。中国官方对此进行适当公开可能比较适当。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说如何才会有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