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的头一个五年任期（2012至2017），没有习李体制，只有习王体制。团派出身的李克强，名为总理，但权力遭架空，角色被不断边缘化。于是，不同于前两届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那都是由总书记和总理搭档的权力中心；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别具一格的习王体制，即习近平-王岐山体制。由总书记和中纪委书记搭档的权力中心，反常而怪异。
利用手中掌握的刀把子- 中纪委，王岐山辅佐习近平，以选择性反腐为手段，扫荡了江派、重创了团派、排挤了除习王之外的太子党和红二代群体。
十九大之后，习近平进入执政的第二个五年任期（2017至2022），李克强虽然续任总理，但仍然（应该说更加）没有习李体制，隐约成形的，又是一个习王体制。然而，这个习王不是那个习王，不见得还是习近平-王岐山体制，更显眼的，却是习近平和王沪宁搭档的“新习王体制”，即，由总书记和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所搭档的权力中心，这是一个更加怪异和反常的权力结构。由“党党”组合（总书记和常务书记）代替了“党政”组合（总书记和总理）。
十九大之后的半年多里，王沪宁成了七常委中-除习近平之外-露脸最多、风头最健的政治局常委。世界政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红船精神座谈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两次来访等等，王沪宁都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登场要角。
更不用说，在幕后，由王沪宁策划的讲话稿，一份又一份地送到习近平手上，化为习近平重要讲话，举凡十九大政治报告、元旦致辞、两会讲话、纪念马克思大会讲话，等等，都是王沪宁精心炮制的作品。
反观王岐山，曾经在过去五年大展身手的这个铁腕人物，在去年十月的十九大上，卸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今年三月的两会上，回锅当上国家副主席，权力排名七常委之后，位居第八。但几个月下来，王岐山动静低调，有说深藏不露，有说无处发挥。的确，除了一些外交场合，作为国家副主席，并没有多少露脸的机会。但即便外交场合，王沪宁的风头也盖过了王岐山。
鉴于高层反腐已经停顿（基于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换取停止高层反腐的幕后交易），中纪委书记已经换人，就工作上而言，王岐山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已经大不如前。相反，作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又主管宣传与报道，王沪宁与习近平的接触机会大增。相应的，对习近平的影响力，王沪宁极可能已经压倒王岐山。
于是，这个习王体制，取代了那个习王体制，即，习近平-王沪宁体制取代了习近平-王岐山体制。王岐山是否会服这口气？恐怕很难。二王是否会因此发生政争？很有可能。为争夺对习近平的影响力，二王之争，极可能发展成为中共党内新的权力斗争和路线之争。
王沪宁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大可寻根溯源。文革期间，王沪宁的父亲害怕三个儿子在外惹事，就经常把王沪宁等三兄弟关在家里，让他们抄写《毛泽东选集》，或者读马列书籍。在此期间，王沪宁熟读的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神圣的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主要是列宁著作。这就是王沪宁的政治学基础。
1986年，已经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沪宁，连同几个笔杆子，被上级召集在一起，为上海市委宣传部撰写宣传材料。据同道回忆，王沪宁每日来去，只带一套《列宁选集》。几天后，王沪宁写成《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后来被人总结的“新权威主义”。同道们问：为何不直接用“新权威主义”？王沪宁狡黠地笑道：“共产党只能公开接受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王沪宁的成名作，也是他的投名状。该文被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引起中南海注意，为王沪宁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伏笔。综上可知，王沪宁的思维基础和思想成型，就是马列主义。其实，迄今王沪宁的全部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就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王沪宁的思想局限性由此可见。如今已经升任中共意识形态最高主管的王沪宁的思想局限，也就成了习近平的思想局限，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局限。于是，就很容易解释时下习近平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时闻书生误国，作为御用文人和反动文人的书生，尤其误国。可以说，王沪宁的思想局限，也成了整个中国发展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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