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习近平推到前台 王沪宁获3大使命

201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也披露了这一中国最高外交决策机构的人事配置。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分别作为其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出席，在中共十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与韩正也得以列席。其实在近一轮中共党政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几个以“中央”开头的委员会开会时，王沪宁都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王沪宁的公开职务

2017年10月15日11时45分左右，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7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依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

这一顺序里7常委的职务安排，与上一届大体上一一对应。位列第五的王沪宁，对应了曾经主管中共党务的刘云山，被认为将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

时隔数月后的2018年2月5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明委”）召开第一次会议，王沪宁以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外界对王沪宁在未来五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分工完全确定。

在中共十九大至2018年中国全国“两会”前后，中共推行了一系列党政机构改革。在中央层面，将4个“领导小组”改名为“委员会”，分别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目前，这4个委员会的领导层都已有所公开。在其会议场内，都有王沪宁的座位。

而且在其中3个会议中，王沪宁是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与会。尽管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没有明确王沪宁在其中的职务，但是作为出席人员已经意味着是该机构运作所需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官方最新资料显示，王沪宁仍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主任。他在2002年11月获任该职，目前已任职15年有余。

被习近平推到前台

王沪宁在199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进入北京中南海，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出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此后20余年，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也只能从新闻报道里中国最高领导人身旁找到他的身影，从他曾经留下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政治的人生》、《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等学术著作中，了解他的政治想法。

在这20多年里，王沪宁先后成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获任十九届政治局常委。

外界多认为，被列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王沪宁参与策划的产物。王沪宁因此得到了“中南海政治理论化妆师”的名号。

王沪宁还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常见人物。江泽民与胡锦涛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时，王沪宁也时常被发现跟随左右。中共十八大后，无论是在习近平国内调研或是出国访问，几乎都能在他的身边看到当时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的王沪宁与中办主任栗战书两人。

由此可知，王沪宁已然身处中国政治核心圈子之内。然而在这个圈子之外，对王沪宁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大多不甚了解。位居幕后的王沪宁，几乎是最为神秘的政治局委员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十九大后，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党务工作的负责人。这也标志着他从幕后走进了前台。与其他几位公开活动比较多的常委相比，负责党务的王沪宁仍然颇显神秘。不过，通过他已经担任的几个工作，也能大体了解其在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政治任务。

王沪宁的三方面工作

以当前的职务安排来看，王沪宁的政治使命可能主要有三个。

其一，主管党务工作。这也是王沪宁成为政治局常委后，需要主持和负责的基本工作。作为中央文明委主任，是中宣部部长和分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直属领导。

其二，主持中共政治理论工作。王沪宁在中南海的20多年，也是在中央政研室的20多年。中共十九大后至今没有卸去此职，说明他仍然负责中共政治理论的研究。

其三，为习近平提供治国理政的战略参考。王沪宁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与会人员，在这些中共治国理政的顶级决策机构中都会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为习近平提供有益的参考。

王沪宁擅长政治理论与战略，其对习近平的参考意见或许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不过，王沪宁的战略是理论层的战略，而非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战略。

王沪宁的重要使命

1994年11月28日，王沪宁身为复旦大学教授在与博士生讨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问题时，提出在分析这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

在中南海的20余年，王沪宁主要是一名身在意识形态前沿的研究者，旁观了中共政治理论系统的运作。不过，一个王沪宁是拯救不了已经身陷困境的中共意识形态的。

而今成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后，王沪宁将有责任和权力组织中共理论工作者，引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意识，实现中共政治理论的突破，同时化解其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危机。

中共意识形态困境与危机一方面体现在缺乏中国国内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国内对西方民主的向往。

王沪宁在他《政治的人生》一书中说，近代以来，最大的一种诱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诱惑。把人从这种诱惑中解脱出来，不论是正面的解脱，还是反面的解脱，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整体来看，西方民主对中国的“诱惑”仍然存在。其实，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缺乏生命力与竞争力，没有很好地实现“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西方民主对中国的“诱惑”程度，可视为中共自身意识形态强弱的一个衡量标准。

其实在中共十九大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导出现的一些变化，或许能够对王沪宁的工作方向有所观察。例如，2018年3月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的包括成立“中国之声”在内的中共宣传系统改革，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高规格、大规模宣传。从中隐隐可见王沪宁重整中共宣传系统、重振中共意识形态的意图。

此外，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胡锦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基础上，加上了“文化自信”，组成“四个自信”。文化乏力、萎靡和不自信，正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显然也将是王沪宁需要克服的一个难关。

1995年，40岁的王沪宁在吴邦国、曾庆红的力荐下，被江泽民提拔进京，此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重用。据称当时江泽民对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

在此前一年，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所拍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国热播。其中有一首《有为歌》为受刘备三顾茅庐而出山的诸葛亮而唱，歌词里说：“茅庐承三顾，促膝纵横论。半生遇知己，蛰人感幸甚。明朝携剑随君去，羽扇纶巾赴征尘。”“丈夫在世当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

不知这一歌词是否表达了当时王沪宁投身仕途、报效国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