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官场所谓 的“抑郁症”流行，官员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之前跳楼自杀，被指定的原因也是“抑郁症”。那么，官场 “抑郁症”流行，是否与“向上爬”或反腐的压力有关？
中国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5月21日坠楼身亡。根据官方的通报，据家属反映、医院诊断记录显示，王晓明长期患有抑郁症。
在中国，官员自杀已经不是新鲜事。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的数据，2009年至2016年8年间，共有243名官员自杀；自杀官员的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其中约半数被确诊为抑郁症。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有匿名网友曾经写道：我家3个当官的都不约而同患有抑郁症，其中大舅因为这个差点自杀。
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说，现在的官员比起以前显然更难做：“现在的官员薪水也不是很高，中国还不是高薪养廉。过去是靠用权力来交换，原来当官被监督得少，个人利益补充得比较多，现在习要搞从严治党，比过去要严多了。另外，现在好像舆论的监督、网络的监督比过去要多得多。”
曾担任过检查官的安徽异见人士沈良庆分析说，官员为了向上爬，确实面临着十分大的压力：“我自己同学有当官的也抑郁症自杀了，我想可能压力大也是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一个高危职业。说实在的，官员在官场上要一步一步爬上去确实很不容易，除了特别有背景的，一般来说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夹着尾巴做人，谨小慎微各方面不能出错还要巴结讨好。”
在中国官场上抑郁症是个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这也导致了官场上的讳疾忌医。
沈良庆说，抑郁症不仅仅只是官员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共同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过官员的自杀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压力，对于“双规”等处置的害怕也会让一些有问题的官员选择自杀：“记得以前我做双规调查研究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浙江省高院副院长也说是抑郁症自杀的。但是后来浙江省高院也爆出来一些案件，说他在办公室自杀的时候，已经有法庭庭长被双规了。双规大家都知道很厉害，造成有些官员畏惧双规，实际上他们很清楚中国是没有法治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曾表示，贪官自杀可得到三方面的益处：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正因为如此，自杀成为不少中国官员的解脱方法。人死灯灭，一了百了，但却凸显了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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