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笔端有些沉重。
先从北京最近出台的一则政策说起。6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和交通管理局三部门发布通告，对挂外地车牌的载客汽车的限行范围扩大至六环内，同时每辆车每年最多办理进京通行证12次，每次办理的进京通行证有效期最长为7天。此规定从2019年11月1日起实施。
所以说是“扩大”，是因为对外地牌照汽车的限行以前就有。外地车进入北京，不仅要办理“进京证”，而且限行范围一再扩大。在此次规定前，外地车在早晚高峰时段禁止进入五环内行驶。
北京这次对外地车的限行在范围和时间上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用《北京日报》的话说，针对的是那些“本地化”了的外地车。三部门通告也不讳言此点，开宗明义，目的是要“精准管控以异地上牌长期在京使用方式规避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的车辆，确保机动车总量调控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众所周知，北京对机动车总量调控实行的是摇号政策，但这个摇号难度，堪比买彩票中奖的概率，我们就常看到或听到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几年时间都没有摇到购车指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不得已上外地牌照，主要是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
据统计，截止4月，办理了“进京证”的外地牌照汽车，已超70万辆，达到香港的汽车保有量，占北京牌照汽车总量的1/9多。我所居住的回龙观地区，在五环和六环间，号称北京最大的社区。每个小区都停放着很多外地牌照汽车，以北京周边的省份为多。
北京的交通和空气污染确实是一大问题，早前，政府将此的责任算在汽车上，于是限行和摇号政策先后出台。但于环境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明显效果。即使北京在近10多年里修了很多条地铁，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地铁网，机动车道路也比以前拓的更宽，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以及雨雪天里，城市多数主干道还是堵得一塌糊涂。
如今，这个责任要挂外地车牌的汽车来承担了。
但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外地车的车主都是不具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北京户籍的也有，而且人数应该不少。在限行新政前，这70多万车主虽然早晚高峰时段不能进入五环以内以及全天不能进入长安街及沿线，但所受影响不是太大。因为虽没统计，但在70万外地车中，平日行驶的大部分位于五环至六环区域内，基本不受限行影响，而在五环内上班的，不是很多，他们可以改乘地铁或公交；如果不着急，还可避开高峰上班。然在两年后，这70万辆外地车一个月内只能在六环内行驶7天，其余23天则只能停放在小区的停车场，否则，将会被施以严厉处罚。
70万车主及其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就这样受到限行新政的极大影响。很多人届时很可能将车处理卖掉。
我充分理解管理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的难处，有时采取某些过激的侵害公民权益的措施和政策可能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或许是人们对北京市一再实施的尾号限行、摇号、限购政策等虽颇有微词，却再三忍耐的原因。然而，此次对外地车的如此严厉的限行，基本是要将它们逐出北京地盘，它伤害的是二、三百万包括北京市民在内的中产家庭的利益。
问题还在于，这70万“本地化”的外地汽车，本是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扭曲的产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挂外地牌照，不是出自其本意，而是政策逼得他们这样做的，已经对他们的行驶权利是一种伤害，现在板子再次打在他们身上，要他们承受北京治理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此可谓是对他们利益的二次伤害。
去冬今春，北京发起过一波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引起舆论大面积的反弹和批评，迫使政府不得不停止这一行为。然而，对三部门这次严限外地车的新政，虽也有表达不满的意见，却未见有人出来抗议。是因为这要在两年后才实施，现在尚未出后果，还是因为它并不像清理“低端人口”那样带有暴力色彩？但从政策出台的粗暴以及对中产阶级利益的损害来看，同样是不讲理啊。
这种不讲理的、粗暴践踏公民权利政策许多人都遇到过。接下来说说我日前亲历的关于小孩入学的事情。
我的小孩今年9月上小学一年级。他是港籍，按北京市政策，父母一方如是北京户籍的，视同京籍，我本来以为他在北京上小学是没有问题的。我和他妈也不想要他上什么名校，也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前不久小学入学采集信息时，我居住的回龙观地区的信息采集部门竟以我是“空挂户”（就是户主名下没房，户口挂在别人下，我是因为前年卖了房，户口还未迁走）为由，不给孩子登记入学。
孩子上学是大事，不得已，打昌平区教委小教科电话求助，这个电话非常难打，最后总算打通。对方听了我的说明，说房子和户口只要有一样就行，但具体情况由当地招生办决定。我们两人又分别跑了几趟信息采集部门，甚至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我还把领导人不要为难群众办事的讲话都搬出来了。不知是看我们辛苦还是领导人的讲话起了作用，采集部门的领导总算开了恩，说我这种情况要去区教委反映协调，最后给我信息。几天后，同意登记。
事情到此以为解决了，也就没有放在心上。6月16、17日是昌平区统一报名的日子，领着小孩去户籍学校报名，学校又要审核材料，招办主任看了，说我这种情况不能报名。我急了，说信息采集都已经通过了，为什么不能报名。他说，采集只是登记，学校要核查，按政策没有房不行，然后要我第二天去昌平教委协调。如果协调结果是分在学校，再来报名。
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凡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都必须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但非京籍子女入学，我知道向来是很困难的，为此几乎年年都有非京籍家长上访，形成不大不小的群体事件。我曾一度还庆幸自己有个北京户口（虽然它没有为我带来多少实利）。也许鉴于此，北京最近几年放宽了非京籍小孩的入学条件，只要有房（租房也行）和“五证”，准许进入公立学校。然而，我万没料到，有北京户口没有房，孩子却也面临着上不了学的风险。
我不知道在儿童上学问题上，北京什么时候从户口歧视变成房子歧视，这明显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并没有“空挂户”的规定，相反，它还规定地方政府要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空挂户”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并不严重，也不像学区房一样会引起市民效仿，为什么北京市就不能按户口对待，而故意刁难自己的市民呢？
我用自己的事例不单是要表达不满，更想说明，教育之于国家是大事，之于个人和家庭更是大事。如果户口歧视是一个遗传下来的不公平，应该废除，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在旧的歧视的旁边，制造新的歧视和不公平？
这两件事让我想起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心胸来对待自己的公民，以及北京作为首都，到底应该为谁服务。一个清理“低端人口”，给人感觉是要将底层民众赶出北京，而现在，严厉限制外地车和以房控学，则明显将中产阶级作为调控的对象。但另一面，我们又看到，特权在北京的盛行。
事实上，北京是一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城市，作为城市，首都就是北京的特权。这是人们趋之若鹜来北京的原因。在这里，不仅个人有相对其他地方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能够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此乃北京大城市病及由此衍生的交通、环境和教育问题的根源。
然而，目前这种治理方式，是本末倒置。它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只会伤害到更多的人，先是“低端人口”，接着是中产阶级，再后或许是“高端人口”。不改变权力为本、权力分配资源的社会结构，虽然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奔着特权和资源来北京寻梦，但总有一天，受损者的怒火会爆发出来。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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