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制造的压力 或将给中国提供战略机遇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长期专注世界权力转移和中国外交战略研究。他在《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等专著中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了“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政治决定论”观点。

今年以来，从西方炮制“锐实力”概念、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到近来不时出现的“新冷战”论调，中国“崛起困境”日益凸显。如何正确判断世界局势发展并据此确立中国崛起战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面临的风险挑战？如何建构中国国际领导力？带着这些问题，参考消息记者日前专访了阎学通院长。

《参考消息》：关于大国兴衰，一直是国际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大国衰落，您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观点。中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如何建构我们的“政治领导力”？

阎学通：我国已是综合国力排名第二的大国，已无任何外部势力能扭转我国崛起趋势。历史上所有世界大国的衰败都源于内因。苏联的解体不是西方遏制的结果，是苏联战略决策失误导致的。冷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是因为美国用广场协议破坏了日本经济，而是日本无力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果。美国在21世纪的相对衰落，不是中国钻了美国自由贸易原则的空子，而是美国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结果。同理，我国崛起成败也取决于国内政策。

根据中国自身经验，实现中国崛起的正确的路线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最成功、最核心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两点要坚持，改革是决定我们变化的，开放是决定我们在正确方向上进行变革的，不开放的变化可能是倒退。改革开放中，开放是决定性的，没有开放，这个变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领导地位有三个基本的路径，以武力胁迫，以利益诱惑和以样板吸引他国接受本国领导。武力胁迫建立的是不受欢迎的领导权，以利益诱惑建立的是他国自主接受但不欣赏的领导权，以样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国自愿拥护的领导权。王道的领导权是靠样板示范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领导权的方法和领导权的类型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不需要争当世界领导，而要等世界危机发生时大家请求我们当领导。

如果我国要成为一个王道型世界领导国，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内外实践同一价值观，即用同一种价值观指导我国内外政策的制订。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义、文明原则建立国际规范。这种规范有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可能，因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弱小国家欢迎这种仁义的国际规范。第三步是这种规范采取反向的惩罚性双重标准，即对同样违反王道规范的强国和弱国，惩罚强国的力度大于弱国；对违反规范的同质文明和不同质文明的国家，惩罚前者要重于后者。

加大开放力度赢得人心

《参考消息》：您谈到开放的“决定性”意义。最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开放的新举措。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这是否也是一种道义力量？

阎学通：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权力，开放是保护这种权力的政策，因此是道义的，而封闭约束这种权力，也因此是不道义的。自今年1月开始，我国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开放力度，这是赢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开放使我们通过比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国的先进之处，于是可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改革我们的不足。只有我们开放，才能对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

从实力角度讲，在对等开放的条件下，强者获利大于弱者，因此强者开放的信心大于弱者。我国是崛起大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因此我国总体开放程度和信心都应高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对我国崛起有利。从道义上讲，只有我们对外开放，才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的合法性。作为崛起国，我国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于其他国家，因此开放对我国来讲更重要。从实力要素不可转换性角度讲，不同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要符合具体的实力。我们应在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加快实力建设，尽快达到高度开放的水平。

特朗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进一步开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制造的压力，加快和加大我国的开放政策，这必将促进国内落后行业的转型。从高等教育讲，我们向全世界教师开放，引进更多高质量的外国教师，可以加快我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现在我们对引进外国教师的政策开放程度太低，他们甚至不能享受与中国教师同样的医保政策。

意识形态之争甚于冲突

《参考消息》：您正在筹备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论坛相关情况？当今世界，“退出主义”和对抗情绪不断增强，有分析认为，国际社会呈现“战国”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您如何评价对话与合作的意义？

阎学通：清华计划在7月中旬召开世界和平论坛，现在开始发邀请信。由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国际秩序更加不稳定，因此今年论坛将重点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问题。根据我个人对国际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战，但由于缺乏世界领导，各地区的战略争夺会变得激烈。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肯定不利于国际合作，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冲突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进行国际安全对话并不能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但可以让人们从思想上警觉起来，防止物质性的竞争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物质利益冲突是有调和余地的，因为物质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则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对方是正确的就意味自己是错误的，人是很难接受自己是错误的判断。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物质利益冲突，特别是大于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之争是容易引发军事冲突和冷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