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苗之殇痛殴习近平“四个自信”》刊播当天，自由亚洲电台同时刊登和播发的相关报道引用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助部前部长任瑞红的话说，根据惯例，疫苗业的掌舵人，都只是官员的白手套。并且这十多年来，长生生物被法院认定的涉行贿案就有近20件，但其依然可以平安无事，这也只能是国家级层面的权力保护伞才能做到。
任瑞红说：他们能做这种生意的，一定是在这种卫计委、药监局，包括CDC（疾控中心）这些部门有非常非常强的背景，因为我当时在CDC有一个专案，CDC的一个处长就在说，生物制药啊、疫苗啊，一般人根本进不去。都是好几十亿的资金的这个量，都是他们自己垄断的。具体是什么人肯定不好扒出来，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白手套，国字型大小的那种干部才行。她（高俊芳）这曝出来的行贿案件都一堆一堆的，都是这种权钱交易，为什么她都没事？都查处这么大的问题，其实最后都没有动到她。
任瑞红认为，李克强的批示无力解决疫苗危机。他本身现在没有权力，即便是他想拿下染指生物制药的高层权力，恐怕也会力不从心。
那么，任瑞红所指的“国家级层面的权力保护伞”具体是哪个还是哪几个？
先说此“问题疫苗”的罪魁祸首高俊芳是否真有“红色基因”。近日网传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是前吉林省委书记、《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之女，《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第一时间跳出来近不及待地为老领导〝辟谣〞。
有报道此消息的境外华文媒体还特别援引了笔者早在2014年在自由亚洲刊发的相关文章，介绍当年的高狄是如何受江泽民信任，举荐了整个“吉林帮”。
笔者虽然十二分厌恶胡锡进，但还是认为胡锡进无论是基于何种动机，他为老领导的“辟谣”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从情理上分析，如果这个高俊芳的父亲是高狄，那么她本人在高狄担任吉林省委一把手期间就没有可能在一个企业会计的职位上一委屈就是十年。此其一。其二，如果是高狄的女儿，什么发财的捷径都有，仅仅因为高狄一手拉扯培养出来的中共官场“吉林帮”已经陆续出了一大堆正国级、副国级，高狄的女儿随便拉个关系牵个线，就已经可以财源滚滚，在没必要去承担卖假药的风险。如今中国大陆的公开网站和半官方媒体上都已经陆续揭露出来高俊芳的发财手段就是贿赂。如果她是高狄的女儿的话，那就不是她去贿赂官员而是官员们上着杆子贿赂她了。
不过，虽然高俊芳的父亲不是高狄，但高俊芳背后的“国家级层面的权力保护伞”是高狄为帮主的中共政坛上的“吉林帮”是毫无疑问的。
故事还要从高狄和“吉林帮”的起源说起。当年江泽民在位十三年，外界对他在北京政坛安插“上海帮”势力不遗余力多有抨击，其实如果从地域角度划分干部派系的话，当年江泽民在位时陆续重用的包括张德江在内的从吉林起家的干部并不比从上海起家的干部的数量少。原因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程中,当时的吉林省委和省政府表现得最“稳定”,被中央认為是“坚信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经受住了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政治风云剧变的严峻考验。”
共产党政权自从“八九风波”之后就一直强调培养和提升干部的首要前提就是“政治上强”，而当时的吉林省无论是地方干部还是当地驻军干部都是“政治上超强”。再加上一个政治上“强中之强”的，被当时的吉林省委和省府干部尊称为“老班长”的高狄一度是江泽民进京之后物色到的第一政治心腹，吉林干部们怎么可能不被江泽民个个看好？
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中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的高狄本是被当时的中组部推荐给胡耀邦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接班人选之一，另外两个是吴邦国和温家宝。高狄虽然是中共政权的“老报人”出身，但毕竟功底有限，与书香世家出身的温家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立刻败下阵去了。继而，已经在十三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的高狄于一九八八年初奉调进京，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在那场“政治风波”的整个过程中,高狄的立场始终如一,从未向赵紫阳一边倾斜过。所以当时的吉林省委一班人在发现中央就学潮问题出现“两种声音”时,根本不用担心“无所适从”的问题,全靠高狄随时给他们电话指示,要求他们“在大是大非前面千万不能站错队”。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形势发展至邓小平强烈意识到“党报已经不在我们手里”，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宋平在接到邓小平等元老指示,“六四”枪响之后立刻派人接管《人民日报》时，毫无犹豫地选中了高狄。
接下来,高狄立刻就成了新任总书记江泽民站稳政治脚跟的主要依靠对象之一。直到邓小平南巡之前，因为高狄不愿服从被邓小平安排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调遣,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上经常越级直接向江泽民请示汇报,而对舆论工作尤其重视的江泽民也一度是百分之百地依重高狄,所以高狄随时都有超过意识形态主管领导人,直接觐见江泽民的机会。期间不但向江泽民举荐了好几个自己在吉林省一手提拔起来的地方干部，甚至还举荐了当地驻军的政工干部徐才厚。如此说来，如果可以把高狄形容成当今中共政坛上“吉林帮”的“生母”的话，江泽民则可以被形容成这个“吉林帮”的“奶妈”。
2013年春张德江担任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后，笔者在发表《张德江与中共高层的“吉林帮”》一文。文中介绍说：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五年里领导的政治局，其实是有两个“海归”。笔者为此“正本清源”之前，海内外媒体在李源潮从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跳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之后，多有关注他与哈佛大学的关系，甚至有外界评论文章居然无视张德江的存在，把李源潮说成是当时那届中央政治局里“唯一具有海归背景”者，殊不知李源潮当年在江苏工作时不过是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到哈佛大学走访了一圈儿，凭在海外的如此“学历”也能被列为“海归”的话，人家张德江当年可是在正正经经地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过了两年全日制的留学生活。
当年江泽民在提拔和重用被高狄举荐的吉林干部到容易出政绩的发达省份任职的过程中，被接替省委书记职务的当地干部还不到六十五岁即被迫退位，比如二零零零年初为了给原是吉林土生土长的干部回良玉腾出位置，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刚满六十四岁即被逼退居二线，专任人大主任；一九九八年九月，一位叫李泽民的被迫把浙江省委书记职务交给张德江时，还不满六十四岁便被迫退居二线。
众所周知，日后的回良玉因为江泽民的继续提拔才得以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才告才还乡。当年与回良玉、张德江同时在吉林省担任省委和省府领导的王忠禹则是在江泽民时代高就一届国务委员之后又担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才告老还乡。
而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被陆续从吉林省委和吉林省政府正、副职领导岗位上提拔上来，日后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除了张德江和上述两人，还有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十二和十三届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
原籍就是吉林省人的杜青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与张德江同为吉林省委副书记，日后也和张德江晋升正省部级的时间相差无几，二零零七年年中在为即将召开的十七大“比选”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杜青林得票并不低，但决策层在把他和王歧山进行比选的过程中，认为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还要再继任一届，而王歧山进入国务院领导层则可以分管金融，于是便有了十七大召开之后任命杜青林为中央统战部长的安排，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晋升副国级了。
时光又过了五年，中共十八大上杜青林又被晋升半格，除了内定继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被安排了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与杜青林同时出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也是吉林土生土长的干部，而且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张德江吉林省委副书记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的继任者。在日后苏荣转战西北两省并一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过程，因为张德江的关系，中共内部人士都因为“朝里有人好作官”的那句老话而坚信苏荣能够在十八大上晋升政治局或书记处，十八大召开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但一九四八年出生的苏荣因为年龄原因已经等不到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了，于是，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坐坐，日后也可以终生享受副国级待遇。没成想好梦不长，居然落得个秦城监狱与薄熙来为伴的下场。
除了上述人等，曾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徐绍史也是“吉林帮”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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