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为什么习核心要定于一尊

中国问题疫苗事件仍在不断发酵。从假酒、地沟油到劣质胶囊，从乳制品三聚氰胺到问题疫苗，中国一次又一次被曝光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事件让中国民众倍感愤怒失望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反思，中国该怎么办？

这种“屡见不鲜、屡教不改”的社会丑恶现象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彻底实现有效管控和杜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当下，如何建立一个质量更高的社会？多维记者就此采访日本资深媒体人、知名政治与社会观察人士幸内康，请他谈谈中国的今后发展与改革和如何建设更高质量的社会。

对疫苗问题，幸内康表示，毋庸置疑，这是中国政府在监管上存在出现严重问题的证明。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制定的严格监管体系为何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如此之大的阻力，以至于出现了类似于“系统性紊乱”的症状。“这是人的问题。这种问题根植于中国法治意识淡薄的社会中，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时期。”

问题疫苗事件在中国仍在不断发酵

幸内康指，事件发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归罪于中国官方在法律和制度上的不完善不健全，也有人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官方对媒体打压造成的舆论监督功能失灵，但仅仅单纯的归咎是不客观不理性的。

需要观察的是，近年来，中国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制定多么完善的法律法规，缺少了人的执行和人在意识层面上的重视，这些都将沦为纸上谈兵。

“疫苗问题也是同样。”幸内康指，中国有完整的复杂的食品医药卫生监督体系，这条体系频频失灵的根本原因也在与人，从中国政府官方到中国民间，蔑视法律的力量不容忽视，这是长期存在并阻碍中国崛起的一股强大势力。这一轮疫苗问题的出现其实也是中国人反思自身法律意识和中国政府反思自身法治社会建设的绝佳机会。从大国走向强国，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反思和改革。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历史耐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就是中国从国家到民众层面法律法治意识觉醒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有过如此“混乱”的时期，中国不例外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的痛苦磨砺，在一次次血泪教训中，中国将最终迎来法治的光芒。

而多维记者对针对当下中国该如何处理国内法治不彰造成的“混乱”，幸内康认为，中国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情况，中国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党制威权主义国家，奉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和西方民主国家非常不同，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当局对媒体的打压造成了今天社会舆论监督功能的失灵，确实，我不否认舆论监督对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中共这样的体制下，过度舆论监督会确实会弱化执政党的统治，威胁中国现行体制的存续，因此中共当局近年来对舆论的控制从官方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幸内康说，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如何建立一种特殊的模式实现高度自我监督和对社会的高度管控力（目前的社会监控并不属于真正的管控范畴，反而会激化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从疫苗事件来看，目前中共依然没有建立起这样的领导力，拥有这样的管理能力。

按照中共目前的理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必须将这种新时代下的体制和模式的建立健全列进关键的议事日程中去，近年来不断加频加密的社会负面事件的出现已经在提醒中共这样的有效监督管控体系建立的迫切性，此次疫苗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官商法制意识淡薄和官员带病提拔问题就是这种迫切性的最好证明。

“而这对于中共目前整体素质并不是很高的党员和官僚队伍来说，无疑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幸内康强调，这场“革命”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进程来说必不可少，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针对西方媒体和学者由疫苗事件认为中国出现了体制性腐烂，幸内康亦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各种“乱象”，表面上是政府“腐烂”，但放到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发展阶段所带来的，仅仅指责中共政权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幸内康强调，令人庆幸的是，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脱缰野马似的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社会的负面带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混乱在“胡锦涛政权”时代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达到了峰值。

“疫苗事件再次突显了习近平作为中共核心收紧权力的时代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幸内康指，尽管西方媒体批评习近平权力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在当下中国面临的复杂的实际情况来看，习近平核心地位的稳固有利于中共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更加从容有效率地应对业已蜕变成改革阻力的中国国内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更加有利于重塑中共中央的绝对权威，不会重蹈胡温时代“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

幸内康特别指出，从问题疫苗事件来看，中国自胡温政权以降的利益集团蚕食改革成果和中共官僚队伍的腐败和无为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共政权内部以及来自民间等等盘根交错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斗争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部分中共官员和依托这些官员的商人依然贪婪而愚蠢，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在中共十八大上台至今的习近平政权推出的反腐以及大力的官场整顿行动在时间上依然仓促，习近平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推行自身治国理政的理念的必要性。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视野是有局限的。”幸内康解释说，习近平的集权对于今天中共政权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打破任期制是回击唯“西方政治正确论”是从的大中华圈内的民主自由派的最好做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存在的特殊性以及选择政治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没有现成的政治道路可以选择，她必须经过不断的社会实验和调整，在教训中前行，在教训中完善自身。

问题疫苗事件的是中共过度分权理论治下中国社会乱象的余波的一种现实表现，是自邓小平以降经历江泽民和胡温时代的中共推行宽松管控社会实验后，留给习近平的负面遗产，中共高层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强有力的“习核心”有利于中共重新收拾一片河山，有利于中共的对侵蚀自身的利益集团发起“二次革命”。

“尽管外界不断报道北京近期政治空气诡异，尽管中共承受着近期来自国内民众的强大批评声浪，但我始终认为‘习核心的稳定’对于目前外有美国强敌，内部出现动荡的、中国来说，是保障国家继续前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不被打破中断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走向完全崛起最好的、成本和代价最低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