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受害者之死 中国金融难民的悲歌

　　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P2P危机再传悲剧。浙江一位31岁母亲王倩，因为投资P2P受骗，上访维权又遭暴力打压，上吊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痛陈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让她从小接受的“爱国爱党”、“集体荣誉感”教育，“三观全毁”。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极大震撼，有报道称，当局已经强行将遗体火化，并严厉管控家属，压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因为P2P“爆雷”产生的这群中国“金融难民”将何去何从？是什么样的环境土壤造就了P2P的壮大？曾经得到政府搭台、党媒推荐、国企入股的P2P平台为何垮台？谁是罪魁祸首？　　

　　夏业良：“现实”教育之下，很多人精神被摧垮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在中国，发展网络融资是受政府鼓励的，甚至是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给予了很多公开的赞赏和支持。比如李克强总理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曾在很多公开的大场合盛赞网络融资的新形势。政府为之大开其道，许多老百姓就响应号召在这方面开展业务，但最后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是倾家荡产，这种时候政府就可以弃之不顾吗？所以王倩之死也反映出中国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无奈和绝望。

       他们过去对政府有太高的期望，相信党相信政府，过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从不怀疑。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下，有些人还可以吸取经验教训，但有些人在精神上就已经被摧垮了。夏业良觉得王倩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就像她遗书中写的，她并不是经济上完全不能承受，最关键的还是精神上的绝望，所以她选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夏业良：政府干预得多就得负责得多

　　夏业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所以其治理模式是“运动式”的。政府临时想搞个新玩意就推波助澜，恨不得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而一段时间过去后，可能就与政府没多大关系了。虽然中国有很多督机构，西方有的中国有，西方没有的中国也有。中国有一大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媒监会、电监会等等，但叠床架屋，无所事事，没有真正实行起监督职能。现在出了大危机，就怪投资者太贪婪。难道追逐利益不是人的本性吗？有人说高利益就意味着高风险，但如果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非常成熟的国家，政府本来就很少干预，所以大家也不会指望政府。出了事也不会把那么多责任推到政府身上。

       但中国不同，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很多事离开政府就做不起来。政府推波助澜地做了这些事，权力也都在政府手中，那出了事不找政府找谁呢？所以这事不能是所谓的一分为二，一方面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另一方面参与者本人要自负其责。这相当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何中国股民对中国官方有那么大的意见？因为中国的股市和基金市场就是由官方操纵的。很多项目一开始是隐瞒了很多信息，诱骗了投资者，所以他们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夏业良：权力经济下政府最贪婪，法治社会下风险控制更得力

　　夏业良说，中国的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主导一切。民间的活动是政府让你活动你才能活动，所以中国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搞了十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大规模地搞国进民退。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觉得好就拿来用，用得不好，其责任、后果与损失都要老百姓来承担。所以，好事都记在党和政府头上，坏事都记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说他们逐利和贪婪。到底谁贪婪？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才是最贪婪的，是个规模最大的黑社会。

　　对于融资平台在其他国家的运行情况，夏业良说，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融资渠道多样，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网络融资只是一种更新式的手段而已。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下的老百姓如果想获得资本不是那么困难，小额贷款从银行就能获得，另外也还有很多融资的金融机构。通过网络融资可能速度更快，而在西方的法治社会下，个人和企业信用资料比较完备，犯罪记录也很容易就能查到，所以其稳定性也相对较高。另外，信息都会及时披露，其监管部门也更加严格，通过给官员打招呼或通过某个官员亲戚来摆平一件事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在西方国家，风险历来是人们自己来承担，不会一开始就指望政府，把那么大的信任寄托在政府身上。网络融资虽然是个新兴事物，但在西方国家也不容易一搞就大家“一窝蜂”，不会出现全民炒股这种现象，大家没那么容易跟风。

　　胡星斗：政府严管的同时也该保护好受害者利益

　　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过去政府部门是鼓励P2P的，也有官员为之站台，但现在政策发生了某些改变，或者说，政府加强了严管。严管是对的，2015年之前P2P几乎没有任何监管，这也就导致很多人疯狂逐利，追求高风险，觉得只有这样的高风险才会有高收入。这反映了当时很多普通民众的投机心理，认为高返利能为他们带来巨额利息。所以现在政府确实该严管，但是也要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受害者上千万。现在在执法过程中也出现了“逐利执法”的问题，也就是由利益主导的执法。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特别愿意看到一些P2P平台倒闭，因为一倒闭他们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比如他们可以抽取30%的办案经费。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没什么钱，所以就特别乐意查处非法集资、非法传销以及一些P2P平台。因此政府是该保护好受害者的利益，比如上个月22号，北京召开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保护租借人的合法权益，要打击“跑路”行为，要依法保护群众的合理需求。

　　胡星斗：中国很容易成为骗子的天堂

　　胡星斗说，中国的金融难民不只是P2P受害者，也包括股民。中国的股市造成了大量金融难民。从过去十年中来看，股市上升指数又回至十年前。但现在物价已经翻了很多倍，广义货币已经翻了三四倍，房价在一线城市已经翻了七八倍，很多股民则是已经自杀了。由于企业的破产以及实体经济濒临崩溃，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都在减少。比如P2P的爆雷就导致很多民营企业被掏空，很多中产阶级也被掏空。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的白领减少，“黑领”增多。“黑领”就是那些靠黑道或者靠公职权力进行抢劫的人。中国有很多人害怕自己被“收割”，但又很期望自己成为“收割者”。所以中国有很多人某种程度上是风险偏好者，他们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和炒作，所以中国也很容易成为骗子的天堂，而很多普通民众，包括白领和中产阶级往往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胡星斗：中国是管控型经济，但恰恰缺乏监管

　　胡星斗说，P2P的事情上现在个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个人也不要去参与那些群体性事件，因为解决不了问题。你去打横幅或者唱国歌，这在中国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还是要靠政府的监管和严管。中国是管控型经济，但它又恰恰缺乏监管。政府的管控往往只是为了干预经济然后分利得好处，而不是真的为了监管。未来我们还是得靠有关部门自己去尽责，比如，现在有些监管部门要求P2P平台公司不能跑步、不能失联、不能关闭网站，尽力避免各种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你现在只能是期望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因为司法是公正的最后防线。民众还是该拿起司法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