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背后"公敌" 中国必须直面执政隐患

　　近日，一场名为《人民公敌》的话剧在中国内外舆论场引发波澜。

　　原是在稍早前于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时，一些观众在剧终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环保丑闻和官方压制等说法后，在北京的后两场不再进行观众讨论环节，之后更是以“舞台技术原因”的名义取消了原定于南京的演出。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中国是一种官方治理常态。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基层政权和一线单位的“官僚主义”，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直面临的隐患，亟须进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

　　官僚主义滋生“乱政”

　　剧场观众在非正式场合偶尔发表一些对政治而言比较负面的看法，本来应该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在取消剧场演出之后，这样一件“小事”突然变成了一件“大事”，甚至构成针对中国政治的舆论冲击。

　　话剧《人民公敌》演出突然取消，被认为反映了中国舆论管控之严。

　　在这件事从“小事”变成“大事”的过程中，《人民公敌》话剧南京演出被取消，无疑是其中关键。很多媒体和人士推测，背后应该有中国官方的原因。如果仅仅因为有部分民众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就中断了原本计划好的面向整个社会的活动，当然是过于小题大作了。

　　不久前的9月1日晚间，湖南省耒阳市发生学生家长与当地警方相互攻击殴斗的事件。原因是中国国务院要求在2018年内消除学生超过66人的“大班额”，湖南耒阳强制将8,000名公办小学学生“分流”到另外8所学校。其中的民办学校师大附中距离市中心远、收费高，而且新校舍尚在装修，甲醛超标，因此引起学生家长们极大不满，甚至发展到与中国暴力机器发生冲突的地步。

　　在这一件发生前后，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其一是国务院提出了2018年前消除“大班额”的期限，但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其二是耒阳强制“分流”学生，缺少与家长的沟通协调；其三是被分流的一个学校尚未完工，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其四是学生家长上街后，很快发展成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局面；五是对媒体舆论的严厉控制，只准发布和宣传官方声音。

　　湖南耒阳事件的舆论已经逐渐平息，有关《人民公敌》话剧的争议料将也会很快趋于平静。不过，这两件事所展现出来的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分歧和容易激化的矛盾，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中国官方在面临这些问题时的习惯性做法，则会一次又一次地撕开两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中国官场所出现的这类问题，是其历史上反复出现，几乎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中国官场也恰好有一个大体可以与之对应的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中国常态

　　官僚主义，被指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民众、官官相护、贪污腐败等的作风。不过，这些作风还不能够完全概括中国官场所出现的问题，如为官不为、宁“左”勿“右”式的粗暴管理，或许也可以视为官僚主义。

　　为官者，从政日久，难免会沾染官僚主义。官场与民间各个领域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官员领取公帑，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他们需要对民众负责、“为人民服务”，需要相互配合，需要决策、判断、执行和协调，引导或保障社会和市场的良好运行与发展。久而久之，官场分工越来越多，运作越来越规范，同时也越来越庞大臃肿，越来越昂贵低效。

　　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往往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实现部分官场的周期性新陈代谢，维持官场与民间的密切联系。而中国地大人多，自古以来便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官场很容易会脱离民间，自成一体，形成一种危险的“自我空转”。

　　不论如何，中国社会和市场的运转，都离不开与官场的联系。如果官场形成“自我空转”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制定政策不符合实际，执行上级指示不顾民间诉求，将民间不满视为敌我矛盾，管控执法手段粗暴，等等情况。

　　例如在湖南耒阳事件中，耒阳地方单方面遵从中央政令，民怨一起立即强力压制。而在耒阳家长看来，官方不顾子女身体健康，不顾家长集体诉求，在家长们表达合法诉求之时，却遭到官方的粗暴对待。于是，双方之间的暴力对抗，也就势所难免。

　　客观而言，取消“大班额”本是一件可以给学生提供更高质量教育的改革，对所有地区各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是如此。不过只是因为在政策执行和应急处理环节出现了问题，终于酿成官民激烈对峙，险些两者皆输的局面。

　　再如20世纪50至60年代“大跃进”运动里，尽管民间已经饿殍遍野，地方和媒体却在“大放卫星”，鼓吹亩产数万斤甚至十多万斤。此类官场“自我空转”持续三年之久，所导致的人口死亡数目之多以至难以统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场改革的力度和次序都是自上而下的。其最后部分，是官场与民间直接联系的改革，即基层和前线管理部门的改革，这也是最难之处。而且目前来看，基层和一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显然尚未到位。

　　官民之间的衔接面极广，涉及到对所有相关方的了解，与民众诉求和建议的协商，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不满意见的沟通与宽容，如此才有望实现决策的公正、权威、顺畅和有效，取得民众的广泛理解与理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