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0日，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因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被指拥有148名情妇。
张少春的情妇数量之多引发外界惊叹。事实上，在中共落马的官员的腐败细节中，情妇等现象早已不再新鲜。
譬如，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一审宣判，一个惹眼的词汇——“特定关系人”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根据报道，孙政才的“特定关系人”就是他的情妇，并且孙的受贿财物绝大部分都是“特定关系人”直接收受。而“军中妖姬”汤灿，也被认为曾是一些落马高官的情妇。
在2014年和2015年，以《汤灿翡翠首饰过亿奢侈远超豪门媳妇》为题的一组照片，先后出现在人民网上。其雄厚财力彼时引发关注，与高官有染的传言更盛。或者被公开放上台面，或者影影绰绰，权力与女色似乎总难解难分。以至于反腐打落的绝大部分官员，基本都违反“生活纪律”、“廉洁纪律”，情妇成为贪官的“标配”，常常还不只一个。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落马，他的成名不是因为受贿金额巨大，而是据报道竟拥有146名情妇，创下另类记录。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中共高官，至少也有数十名被通报存在“贪色”行为。例如周永康和令计划，即被通报“与多名女性通奸”。更早之前，薄熙来和王立军亦被通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面对这种“常态”，要问的是，这究竟是中国官场孕育出的畸形文化，还是某种普遍性的社会丑恶积习。
不过在中国，“情妇”打从出现就多是贬义的，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中逐渐生长，最终成为难以根除的社会陋习。但实际在一夫一妻制之前的宗法社会，中国并不存在所谓情妇之说，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名女伴既不违法，也无关道德。当然，不能染指有夫之妇，那打破了另一种底线。 之于政坛，“情妇”更是已变为男权主义与权力资本的共同产物。前者将拥有情妇视为地位与能力的象征；后者则将性当做权力变现的主要方式，和金钱腐败一道，构成权力堕落的两大归宿。
已经落马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曾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而作为一个情妇，其功能可以是性伴侣、生意伙伴、政治合伙人、秘书加保姆、心灵慰藉者……成为官员炫耀权力、满足虚荣心以及寻求心理庇护的出口。
这使得情妇文化，变得像政坛上的一种惯例或者说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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