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家最需要感恩的应该是胡耀邦

　　因为《炎黄春秋》的“错误”终于发展到了令习近平“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而2016年4月刊登的那篇《（中共前总书记夫人）刘英忆延安岁月》，因为其内容中是以无可辩驳的中共党史事实证明了习近平“没有毛主席，那有今天的我”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招惹得习近平再也不愿因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而“投鼠忌器”了。

　　2016年7月《炎黄春秋》杂志没有被习近平当局强行盗取之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胡德平曾经和习近平交情匪浅。四年前，曾有香港一家被认为是“亲共”的媒体以 《炎黄春秋》杂志社宣布领导层大换班为背景，报道和分析了由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出任社长的内部考量。

       分析报道中称，（2014年）10月24日，大陆政论月刊《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全体会议，原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宣布由胡德平出任社长，陆德任常务副社长兼法定代表人，总编辑及其他主要人事保持不变。91岁高龄的杜导正卸任社长，改任名誉社长。杜导正对港媒表示，这一人事调整是为应对官方“收编”所做的安排，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对港媒证实并称，这是为应对被“收编”的准备，希望以此提高杂志社抗打压能力。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对胡德平出任《炎黄春秋》社长一事向港媒透露，胡德平与习近平关系好，但杂志社不会因此得到特殊的照顾。

　　这里的说的陆德是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长子，曾任中共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等职。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应该说是中共“红二代”中在意识形态角度最开明的一位，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被中组部发文“明确为正部长级”，所以也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历史上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位社级领导人。自中共政权改革开放时代开始至今，随着当年的那本《红旗》杂志被赵紫阳下令停刊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办杂志，名誉社长除外，正式的社长除了胡德平，好象再没有哪一个的行政级别是正部长级。《红旗》杂志原班底被邓力群收编组建成的《求是》杂志开始只是挂牌中央党校，日后直接宣称自己是中共中央主办之后，只是被明确和副部级单位。因为不满《红旗》杂志的老招牌被赵紫阳“硬给砸了”，邓力群生前为中共政权向重新向左看齐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力挺《求是》杂志社另外开办了一份半月刊《红旗文稿》。

　　笔者当年曾听胡德平的朋友说，胡耀邦被邓小平废黜之前至少两度提出过“《红旗》杂志不应该再存在下去“，当时中央领导层内的意识形态主管人之一，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最主要政治打手邓力群当面反驳胡耀邦说，你口口声声《红旗》杂志“名声”太臭，那（文革中的） “两报一刊”你都关了算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你也想关？”

　　胡耀邦下台之后，邓力群在最高领导层中的最后一驳是说服一批保守派政治元老抵制在十三大上开始中共执政史上的首次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反对的理由就是这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候为了迎合党内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率先在党内动议的，赵紫阳已经开始在党内施行一条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在削弱党的领导、纵容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方面已经比胡耀邦走得还远……。

　　至于当时的邓小平是如何在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的“坚持主张”前提下没有听从邓力群的“苦谏”，李锐先生的说法是当时他向邓小平揭发了邓力群在私下活动为自己当总书记“拉票”，而且一度说服了邓小平最信任的政治元老之一王震而令邓小平大为光火，所以邓力群的话邓小平再也不愿意听。

　　笔者当时曾当面向李锐先生询问十三大上中委差额选举的落选人之一邓力群之前就拼老命抵制“实行党内差额选举”，是不是因为自己深知自己“党内左王”的名声太臭，对自己会在差额过程中“名落孙山”有所预感。记得李锐先生当时的回答是邓力群“没有那个自知之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他差不多都会反对。

　　回过头来继续介绍胡德平和习近平的关系。前述香港媒体数年的相关报道中披露说，胡德平与习近平关系非同一般。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政治局会议上曾为胡耀邦拍案而起，因此胡耀邦的后代对他很敬重。后来，习仲勋精神失常，胡德平等多次登门看望，因此同习近平非常熟悉，关系十分密切。

　　2012年王立军事件爆发后，胡德平曾劝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对付政敌。薄熙来被拿下后，薄余党及江派周永康不断搅局，胡德平始终站在习近平一边。

　　2012年9月7日，路透社独家报导，习近平、胡德平曾私下会面，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薄熙来“非自己盟友”，而且不支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2012年11月30日，胡德平在大陆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首次公开批评“重庆模式”是文革思维。他称重庆错误需要清算。

　　港媒曾报导，胡德平在与友人私下谈话中曾透露，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将会打掉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

　　2014年4月，中日关系紧张之际胡德平出访日本，获超高规格接待。外界认为胡德平受习近平之托，充当“密使”。胡访日可能是中共尝试与日本改善关系的重要举措。

　　如上报道内容也许和事实有出入，而胡耀邦当年为习仲勋从复出安排工作到“彻底平反“的过程中起到的最关键作用，才是当归习仲勋一家感恩胡耀邦，以及促成习近平与“德平大哥”之间“不同一般的友谊”的故事，也是笔者当年从胡德平的朋友处听说的。

　　按照中共官方正式对外公开报道的史实记载，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年11月15日，仍然还在洛阳劳动改造习仲勋即致信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祝贺粉碎“四人帮”，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请注意，习仲勋当时署名的前缀是“毛主席的党员”。

　　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

　　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

　　当时的习仲勋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她们多次找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随后，他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和叶剑英。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从资历、经验、能力、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作了充分肯定。

　　按照胡德平朋友的说法，事实上是当时的齐心在女儿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无门，当时还在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才设法联系上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自胡耀邦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被正式宣布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之后，因为找到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太多，胡德平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 正是在胡德平先在自己当时的工作单位与“冒昧求见”（习近平当时的原话）的习近平，商量好了习近平陪同母亲齐心被胡耀邦在家中接待的时间秘密进入的路线、方式，这才有了日后齐心向官方媒体回忆出的如上官方报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