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教父邓小平的决策细节与历史遗产

1979年1月，邓小平的车队行驶在华盛顿街道上。两边人群产生奇妙分野——一边抗议者挥舞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一边抗议者则是狂热的美国左派，他们认为邓背叛了毛泽东的革命。甚至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人因高喊“毛主席万岁”，而被强行带离。

势成水火的两股势力都在反对邓小平，反对的理由却又显得十分充足——邓访美一个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大洋彼岸电话吵醒，得知美台断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邓掀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斥责在“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此后18年，更多矛盾在邓小平身上持续呈现。他反对“两个凡是”，努力使文革后的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但却又极力避免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官方文件中给予毛泽东积极的历史评价。邓小平是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对诉求民主的学生，他却下命令“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务实推进经济改革，塑造此后几十年的改革方法论；但他也曾强行推“物价闯关”，导致全民抢购潮，诱发通货膨胀。

改革之路，矛盾丛生，也让各方对邓的评价不尽相同。中国官方语境将他形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手缔造今日经济奇迹；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临阵督战，抵挡四面八方的反对者；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更认同台湾学者钟延麟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实则是毛泽东的“副帅”，并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结论。

哪个历史评价更公允，需要时间的持续检验。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政治强人习近平主政的当下中国，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如何被扬弃的。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接过牛仔递过的帽子并戴上，成为开启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举动。

“西单民主墙”与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后，中国北方万物冰冻，而思想的解冻却在江湖和庙堂两个层面，同时发生。

庙堂之上，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原本议题是农业及之后两年国家发展计划。会议刚开两天，政治气氛迅速改变。与会的210名高层干部，纷纷发言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对“四五”事件定性表达不满。舆论汹涌，以至于叶剑英劝华国锋顺势改变。

江湖之中，也发生着微妙而剧烈的变化。工作会开始后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登载“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抄，还批评对毛泽东的迷信为“现代迷信”。时任副主席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停发行，却被人一页一页地贴上天安门西边几百米的灰砖墙上。

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

“西单墙”恰为我们提供一个对于邓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绝佳观察点。

政治气氛转向，民间与高层相呼应，一度为邓小平所乐见。11月28日，邓在回见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时称，“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他还进一步反问，“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一个月后，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3月25日，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直接点明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三天后，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义猜测，“西单墙”曾为邓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纳，甚至鼓励。随着言论触及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他断然压制。一位前省委书记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远处为中央美院学生四天赶制的民主女神像，5月30日被正式立于天安门广场。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民间思想的一次喷发就这样骤然遇冷。邓小平意识到政治言论需要红线。魏京生被捕后一天，邓小平发表讲话，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毛泽东去世后第一次来自民间的思想解放与反思，激烈喷薄，却心有余悸地快速收缩。这一蛰伏就是十年，再次爆发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时，数以万计的学生带着更强烈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触及四项基本原则，邓决定用武力一劳永逸地结束运动，维护政府权威。他的女儿邓林曾说，不管邓小平受到多少批评，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鲍朴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邓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泽东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对待学运的态度，与1956年波匈事件时中国态度相同，当时苏共还未考虑派兵镇压时，中共已经建议派兵。所以说邓与毛在政治上是一贯的，即用无产阶级专政，用权力达成社会共识，把异议消灭掉，这个没有变化。

或许比外界更能一窥邓小平内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课堂作业。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只有21岁，他在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1990年，邓小平力促上海开发浦东新区，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之后任副总理和总理。当时，“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成为流行语。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理念的博弈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

改革开放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983年达10.9%。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曾任邓小平翻译的张维为在其视频节目中引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鲍朴向BBC中文解释，邓小平和习近平执政的环境很不同，没有人可与习在政治上匹敌，但邓当政时一直被陈云等老干部制衡着，做事情必须和“老人”们商量。邓的功绩是改掉毛时代的经济政策，不过具体他也不知道怎么改，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看完赵紫阳的回忆录后作序表示，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则是“教父”，就是在争论不休时拍板之人，从这个角度，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称谓确实有迹可循，邓小平早期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物价闯关”等决策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邓小平没有功劳。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才是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桎梏。

邓被认为是改革“教父”，而赵紫阳（右）为改革主将，但他因在“六四”中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而被迫下台。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群起而攻之，这种主张被快速否定和边缘化。

这一仗后，胜利者们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如何建设经济，又将彼时中国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傅高义将其称之为“一山二虎”；杨继绳则称其为“双峰政治”；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确认，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和陈云自始至终持两种不同的主张。

整个80年代，不同经济主张的互相博弈，频密展开——首先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歧，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983年，保守派公开批评“指导性计划”，捍卫“指令性计划”；1984年，邓小平视察并肯定深圳的建设，并将开放扩大到14个城市；1985年，陈云则利用数据上的财政赤字和通胀，把快步前进的改革派拉了回来，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1987年，邓小平直接否定陈云的主张，在讲话中称“（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8年，邓决定取消大量价格管制，然而他错误估计形势，致使物价过快上涨，引发恐慌性抢购，政策被快速叫停，经济决策权也从改革派的赵紫阳手上，交到支持陈云紧缩政策的李鹏手上。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迫使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路线的博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终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一边参观一边表态，走到珠海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邓却没谈军事，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傅高义在其著作中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这股压力，五天后，他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并在其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舆论中也得到普遍拥护，直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路线之争才落下帷幕，此时距改革开放开始已经过去14年。

杨继绳形容，此后，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共领导，由邓小平奠定的“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贯穿整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也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的影响。

两次政改与遗产的扬弃——失败的尝试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共统治状况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来自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党内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讲话内容虽未到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地步，但对民主表达积极评价。

正是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带入中国政坛。不过，邓讲话的同时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其他党内高层由于担心像波兰一样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再讨论邓的上述讲话。12月，邓小平自己也回调口径，称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调的讲话就此沉寂。改革开放伊始发端的政治改革意识，刚露出苗头，就被迅速掐灭。

2018年3月11日中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２票反对、３票弃权、１张无效票，通过修宪草案，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然而这并非邓小平时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尝试。1986年，由于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邓小平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3个月后，赵紫阳根据邓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彼时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被选入该小组。在吴国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论文中，他指出邓小平与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后者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时，意涵已经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场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这次政改还在讨论阶段，就先后遭遇“物价闯关”和“六四”，因而中断。

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并非全无建树。首先是设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讲话后不久，他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表示，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是我们还年轻”。以此为铺垫，1982年，172名“老干部”卸任，保留级别和待遇加入由邓当主任的中顾委，邓还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卸掉老干部的权力。也是这一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邓掌权期间还多次强调和推动“党政分开”。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吴国光回忆，当时邓小平的思路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就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政府是CEO，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

不难观察到，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接连面临挑战。一方面，通过修宪，消除国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意图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现。

这些变化使中国自由派人士失望，进而产生了习近平不再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向毛泽东更加靠拢的想法。

傅高义，“他（习近平）基本上延续了邓的政策。因为他在上台后立即去深圳访问了邓的雕塑，还依然延续了邓当年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他依然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依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而且也参与国际事务中。他还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运作。虽然他还在使用年轻时在文革中学到的毛泽东式语言，但或许是想留住那些偏爱毛泽东的人的支持。不过，他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吴国光则认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那么毛泽东通过中共七大巩固了权力、控股了，到了发动文革，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毛记公司”。他判断，习近平也要走这条路。

鲍朴表示，邓小平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改革契机，在毛死之后的十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人重新相信这个党至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未来会给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结束了这个梦想，现在的希望越来越小，这种僵局是邓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缓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执政后，毛泽东生前秘书李锐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邓小平那篇措辞激烈的讲话——比如权力过分集中，“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李锐称讲话内容依然有现实意义，并表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锐试图通过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发出声音，然而并未像邓小平时代一样，掀起更多、范围更大的讨论。相反，《炎黄春秋》在此后一年迎来当局力度空前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