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六路人马已势不可挡

　　中国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文革”结束之后，深受个人迷信和毛泽东领袖专制之祸害的普通民众和中共统治集团，总结经验教训，曾经努力在制度上防范毛泽东之类的混世魔王再次君临天下。这种努力的具体成果，就是在思想上批判个人迷信的蒙昧主义，并在制度上确立“集体领导”体制，将“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一个原则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习近平接任时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王立军事件使习近平最大的竞争对手薄熙来意外倒台，二是一场神秘的车祸使习近平得以极为顺利地从权倾一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手中夺得中央禁卫军的军权。但是，习近平得寸进尺，迅速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及委员会并自任组长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继而制定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等等新“规矩”，提出不伦不类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并写进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但拉开他和其他同僚的距离，而且要求党政军官员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党纪国法来禁止和惩罚他人“妄议中央”。他还借反腐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头、强化对中央军委的控制权。最后运作他的跟班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

　　二是，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其理想部分也早已堕落成为诱惑世人作恶的谎言和共产党统治集团铲除异己的借口。习近平接手的党国意识形态是“马列毛邓三科”，“马列毛”务虚，“邓三科”为实。习近平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在意识形态上也要“大有作为”。习近平教育缺失、学养不足、理论贫乏，因而在理论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所建树。他所喋喋不休的“两个一百年”、“三个自信”（后来又追补成“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都不过是拾人牙慧、东拼西凑的低廉口号。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战绩”，是复辟专政话语、公开向普世价值宣战，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积累的进步成果蛮横“亮剑”，为一统江湖而砍杀得血肉横飞。

　　三是，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政治体制。习近平登基之后，不断重弹“党领导一切”的党国老调，公开给“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等软化党权的提法判处死刑，连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律师事务所以及民间组织也通过全面建立党组织等方式加强控制。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何以会出现极权主义的复辟回潮？多就其荦荦大端，可以列出如下四种重要因素：

　　第一，习近平的权力欲与独裁野心。习近平具有典型的极权主义人格和极权主义理念。他在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极权主义人格和理念根深蒂固，没有在中国后极权时期通过“再社会化”而改变，而且在成年之后不断追求权力的官宦生涯中变本加厉。习近平由极权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所形成极权人格、残缺的知识结构、专制的价值理念和狭隘的党国情结，一旦大权在握，只能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

　　第二个因素是党国机器和极权统治机制。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重新激活那些已经松弛的党国极权机制而集中权力、祸国殃民。共产主义极权党国发展出一整套关于群众、党、领袖之间关系的说辞，从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的黑帮纪律。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不仅有干部委任制为最高领袖任用亲信、结党营私提供方便，而且它所建立起来的特务制度和政治清洗，一旦被最高领袖启动，就会成为残忍无道的绞肉机。

　　第三个因素是红二代顽固势力的反扑。这里所说的红二代顽固势力，除了与中共建政那一代中共党人具有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派系以其红色家庭出身为政治资本、以红色江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视为历史使命。红二代最具本质性的标识，正是父辈“打江山”他们“保江山”的“江山意识”。 习近平登基以来，正是沿着红二代的思路重整朝纲，力图通过扶植“红色基因”和“铁腕反腐”来重塑中共政权合法性。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两种威力无比的意识形态，都诉诸国民公意、同仇敌忾、大众情绪、家国情怀、合群冲动、集体荣誉和对民众的广泛动员。健康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一旦跨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既在内政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也会轻而易举地滑向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今中共统治当局，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利用中华民族因为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屈辱”而积淀的仇外心理和工业化时期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利用由普遍的腐败造成的仇官仇富心理，相当成功地操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来服务于它的专制主义统治，并导致当下中国的的极权主义回潮。

　　习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华民族在这些闹剧中活受罪，根本无法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根本无法阻挡中共后极权政权的败亡和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

　　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的“混改”，带来的是企业主们纷纷为了财产安全宁可“走出去”受洋罪。

　　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习近平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思想文化上，习近平红二代公然与普世价值为敌，公然挑战人类的文明底线和道德底线，公然弘扬统治者高高在上对民众恩威并用而没有半点尊重的法家文化，与个体自主、个人尊严、人权至上的现代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与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法治观念日益成熟的广大公民势同水火；习近平红二代居然将天下人都视为愚民和奴才，公开要求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体都恢复“姓党”，成为封锁信息、愚弄世人的御用工具，根本不明白互联网不只是党国的工具，也是天下万民依靠自媒体突破信息封锁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有效工具，根本不明白他们的倒行逆施正在犯众怒而遭唾弃。

　　外交上，习近平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执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善良愿望彻底落空；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勇敢应战、放弃30年来试图通过无条件交好以引导中国转型的战略；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使世界第二次冷战从中共的单方面战争转变为共产专制和宪政民主的两军对垒。

　　中共党国的注定败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无法克服内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中共当年投身中国宪政运动，是打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号、推翻正在走向宪政的国民党威权主义政权而上台的。当公民还在整体上愚昧无知、没有提出民主要求的时候，中共政府还可以欺世盗名，假装天经地义地“代表人民”。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日益觉醒，义无反顾地提出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明确的政治诉求，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挥之不去、与日俱增。

　　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 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

　　一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们尽管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为宪政民主事业继续发声，追求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传播宪政理念、抨击专制腐败、探讨转型路径。

　　二是，党内民主派尽管终于失去了“炎黄春秋”和“共识网”最后两个集体言论平台，他们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更为明确，仍然一方面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一方面转变为潜伏力量待机而动。

　　三是，民运异议人士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部丧失，但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旗帜，坚守着海外阵地并保持与国内民众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是，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在遭受迫害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和殉道精神。

　　五是，维权律师这几年成为党国重点打击对象，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垮，抗争的队伍在法律共同体及其他民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壮大，特别是“709律师”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勇敢面对党国系统严酷的打压，临危不惧、处变不乱，迫使党国的打压草草收场。

　　六是。草根维权人士仍然顽强地战斗在公民维权的第一线，既有忍无可忍时奋起与党国打手正面交锋，也有采取迂回策略进行缠斗和软抵抗。而且，各路英雄在风雨中一如既往地抱团取暖、守望相助。

　　实际上，当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做好准备去迎接中国宪政转型的壮丽日出。总而言之，失道逆天的极权党国，已被历史淘汰的极权体制，其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顺应世界潮流和大势的中国宪政民主大业，犹如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莫之能挡。面对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习近平红二代不是明智地寻求退出机制，不是华丽转身顺水推舟以将功赎罪，而是愚顽至极地螳臂挡车，妄图无限期地延长极权党国的寿命，除了加重他们的罪孽和中国转型的代价，终将徒增笑料、心劳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