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英国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他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代表作《双城记》，在开头，他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迷茫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160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既光明又黑暗，希望和失望交织的时代，正处在一场社会变革的前夜。
有人说，2019年将是中国的变局之年，因为中国有“逢九必变”的传统。1949年中共建政，国民党退守台湾；1959年中国出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4000万人因饥饿死亡；1969年中苏爆发武装冲突，关系破裂；1979年中越战争和中美建交；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2019年中国会有大的政治变局吗？
2018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重大变革的动向，中共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冯崇义教授指出：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习近平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在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以致于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资逃离。外交上，习近平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执行背离普世价值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愿望彻底落空；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宪政民主与共产专制之间的冷战爆发。
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无精打采与2017年10月在十九大上的意气风发形成了鲜明对比。习近平的溃败并不是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整个中共集团已经处在历史变革的风口浪尖。中共为什么拒绝政治变革？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在《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政治变革的每一项內容都在削弱甚至颠覆中共的统治。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权旁落,中共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法治意味着中共的权力将被关进笼子；政治协商意味着权贵特权和利益将被人民收回。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拒绝政治变革。温家宝总理在卸任前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中共能够一直抗拒政治变革吗？回答是不可能。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有一句话是“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改用到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倒是恰如其分，那就是“中国必须变革，也必然变革”。
1978年邓小平之所以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根本原因就在于1949年以来的毛泽东时代使中国成为了一个黑暗、愚蠢和毫无希望的国家。郑也夫教授说：在毛泽东离世前,他已经将党内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潜在的反对派。他走了,元老们开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别毛泽东的路线。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来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口，黑暗、愚蠢和毫无希望，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万马齐喑。郑也夫说：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那就是中共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如何实现中国的政治变局？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变革洪流。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与党外的自由民主派互动，国内民主力量与海外民主力量互动。台湾一党专政的结束,尽管与蒋经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的打拼,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郑也夫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共同造就的。统治者的任性是因为人民一直逆来顺受,人民惯坏了统治者。没有外部强大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中共是不可能做出改变的。如果中国人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中国人就不该也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所以，政治反对派出现对于中国政治变革至关重要。但中国政治反对派出现了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孙文广、杨绍政、邓相超、史杰鹏、李默海、翟桔红、向松祚、许章润、郑也夫教授，去年9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上炮轰中共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以及百位发表改革开放40周年感言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中共的政治反对派。许章润教授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中批判了2017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倒退，突破底线，提出警惕“极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在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的百位知识分子中，北京时评人蔡慎坤说：改革不仅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不因说话而恐惧！改革还要让全民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而不仅限于少数人掠夺敛财。山东媒体人陈宝成说：若言论、思想不自由，则改革、开放无意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结束反市场化、反法治化的所谓 “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真正的法治国家，为此，必须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运动，开启 “新改革开放”。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说，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只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才是真开放。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指出：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病灶，尤其是近年来的人权与法治倒退，根本上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不闯选举关，没有真改革。
澳洲科技大学冯崇义指出，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 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他们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们、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各路英雄在风雨中一如既往地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即便是面对习家军的“清网”摧残，他们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网络，在党国的屠戮封杀中不断地转世重生、顽强地相互呼应。实际上，当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做好准备去迎接中国宪政转型的壮丽日出。
综上所述，2019年将是中国迎来政治大变局的一年，它是黑暗的一年又是光明的一年，它是失望的一年又是希望的一年。在我们结束节目的时候，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第四次来到了中国，他与大哥习近平喝起了百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邀请大哥到朝鲜去看看他的金家王朝何等固若金汤，但失道逆天的极权党国，已被历史淘汰的极权体制，其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顺应世界潮流和大势的中国宪政民主大业，犹如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莫之能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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