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开国领导人的后代，“红二代”自小生长于红墙之内，比其他同龄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资源，因此也成为外界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群体，但也正是对这个群体缺乏全面且具体的了解，外界也就极容易将之视为一个模糊的群像看待。实际上经历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变化，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悟已造就了这个群体的不同人生观。
政见不同的“红二代”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2013年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曾披露，两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两个红二代，一个是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秦晓，一个是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关于秦晓与孔丹的那次争论外界流传诸多版本，虽然事情的原貌再难为人所知，但诸多报道中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也是后来被孔丹亲口承认的——两人政见不合。
秦晓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中国政经改革的主张，也曾措辞批评中国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中国模式”导致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而认为秦晓是“给领导添乱”的孔丹称， “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兼收并蓄’，吸收人家优秀的东西，然后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融会贯通。”
不仅是被称为“官员同志”的孔丹与“普世同志”的秦晓政见不合。在对待中共历史问题上，“红二代”们也表达出不同的意见。中共开过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2013年曾向文革中的受害者道歉就引起了部分“红二代”的非议。
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也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来表达自己对当时中国政局的不同意见。
在这些不同的政见面前，“红二代”群体已经展现出了观点上的分歧，而事实上，这只是他们开始脱离模糊的群像认知，逐渐接触到“红二代”个体的清晰轮廓。
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普通阶层，红二代群体对于中共政权维护的“天然性”倾向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比如2013年，“红二代”的胡木英（胡乔木的女儿）则出面呼吁（红色后代）应该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实际情况是，“习王体制”在推行反腐之初，中共称反腐形势“复杂严峻”习近平曾在2014年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讲“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及至后来中共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外界认为一众“红二代”的公开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红二代”都认同中共高层的施政方领，只是他们更容易认识到，反腐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或者说对于中共而言已经是不得不行的一步。必要的时候，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那种天然的使命感会促使“红二代”更容易理解和拥护中共高层的一些决策。
一如持不同政见的孔丹与秦晓在争论之后也会再投入到体制中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例如曾对中国政策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并不耽误其在习近平的反腐事业上振臂一呼，成为习军中反腐的重要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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