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咪蒙团队宣布退出微博
封杀“状元之死”王沪宁害怕39年前的一场政治风暴
1月29日，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章刷屏网络，点击率一天就超过百万，但不久就被网信办迅速封杀。该文也立即召来了众多官媒和御用写手的“声讨”。这篇文章是“咪蒙”的团队创作出来，而“咪蒙”则是大陆微信公众号中最为活跃的团队之一。2月1日，“咪蒙”在微博上发表道歉信。他们决定自裁，咪蒙微信公众号停更2个月、咪蒙微博永久关停。要用这个时间，全面反思，积极调整，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并说自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我们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传递更正能量的价值观。我相信咪蒙团队的检讨来自网信办的指令，如同当前流行的电视认罪。“状元之死”到底讲了什么，引得官方心惊胆颤和口诛笔伐？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吧。
文章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2019年1月8号，作者收到了高中同学周有择胃癌去世的消息。周有择去世的时候，还不满25岁，是国内某企业的一名财务。周有择的离去，让作者重新开始反思自己这几年的人生，反思她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周有择家境贫寒，从一所村镇中学冲了出来，以全市第一地成绩挤进了全省前三的中学。他一周只用45块钱，包括所有吃饭和开支。2013年在高考前两个月的一个班会上，班主任要每个学生写下他们的
“理想”字条。老校长告诫他们：我希望学校对你们的影响，远不只是送进一所好大学成为亿万富翁那么简单，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真的用力活过的人。最后他说了5个词语，要他们一定要小心：成功、浮华、焦虑、攀比、欲望。后来，周有择以693分的总分拿下了市理科状元，考上了某所国家一流院校。他大学期间一直不停地打工。2017年，他可以读研但是放弃了，因为他查出了严重的胃病。后来他进了一家企业做了财务，公司领导让他做假账，承诺给他一大笔“奖金”，他死活不肯。周有择最后在奔波劳顿中医治无效去世了。周有择去世的那天，作者正穿着低胸的衣服，露出若隐若现的乳沟，化了精致的妆容，正在北京国贸的居酒屋里跟一个投资人聊生意。周有择的死使作者回忆起高中班主任要他们写下的“理想”字条和老校长要他们思考的五个词语。作者感到人生的迷茫，她不知道人生到底是“听过许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还是从头到尾，她就没认真地过过这一生？她感叹周有择这辈子，都在用尽全力地沿着井壁往上爬，头破血流也不停下来。但爬到马上就要看到光的地方时，却最终摔死在井底。
纵观整篇文章，作者通过状元同学周有择之死和自己以及周边人的生活，反映了当今中国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那就是迷茫和焦虑。周有择出身贫寒，刻苦努力，学有所成，但知识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一直努力地从井底想爬到地面，但却还是徒劳无益。作者出身中产阶级，有好的收入、执业，但没有方向感，迷茫和焦虑，知识同样也没有给她带来幸福。而他周边的同学、朋友都在名与利的漩涡中，平庸无奈地活着。整个社会在成功、浮华、焦虑、攀比、欲望的浪潮中沉浮，但心中缺少了高尚的理想和明亮的灯塔。作者通过周有择之死，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她麻木的灵魂开始苏醒，那个早已遗忘的“理想”开始重现。她在问自己，也在问社会：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越走越没有希望？
这篇反思性的文章遭到了猛烈的围攻，批判它存在大量的事实出入，有虚构造假、贩卖社会焦虑之嫌。当然，没有给咪蒙团队戴上“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彻底销号就已经是够客气了。文章被发现一些漏洞，如周有择作为一个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会收入如此微薄，以至于连高中时代的羽绒服都还在穿？作者如何了解死者生前经历的那么多细节信息，如打工一小时多少钱，银行卡余额，拒绝公司领导要求“做假账”？文中校舍图片有PS痕迹等等。最后得出结论：《状元之死》是一个完全捏造、无中生有而假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它用非常巧妙成熟的手法，玩弄了读者的智商和感情，洒了一通鸡汤，骗取了一大波流量。怎么样？有意思吧，颇具文革遗风。事实上，这些指责不值一驳，文章本是文学作品，文学的真实与客观真实本来就不是一码事，尽管作者声称它是真实的。无端的指责不理睬即可，但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迅速封杀呢？网信办恐惧什么呢？
我认为，封杀的指令是来自高层，来自王沪宁的指令。因为这篇文章在颜色革命暗流涌动，红色政权摇摇欲坠的今天，极易引发社会讨论，形成一场政治风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点击率让王沪宁感到恐惧。因为他无法忘记三十九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思想风暴。
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曾因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起轩然大波。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在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泪水和激动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那种带血的纯真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激荡，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作为准备。
潘晓是谁呢？“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
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三十九年前何其相似，尽管一个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一个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浩劫，但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尽管“状元之死”和“潘晓的来信”反映的是青年的迷茫、焦虑，但事实上它们也同样反映出整个中国人的迷茫和焦虑。目前，中国政治严重倒退，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遭遇打压，当领导一切的极左观念回潮，人治盛行，文革大有重演之势。经济发展停滞，货币超发，股市低迷，房市泡沫巨大，民营企业仓皇出逃，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里。许章润先生指出：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三十九年前“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一场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今天“状元之死”或许也会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为中国走进宪政民主新时代，做好思想铺垫。
《状元之死》和许章润先生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以及郑也夫先生的《整改难产之因》都在预示和呼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上百万甚至千万点击率也代表着中国人人心思变。习近平、王沪宁对这些文章的封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时代变革的洪流无人能够阻挡。张雪忠先生说：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一个已经部分现代化并希望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与一个落后的、完全是前现代的政体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向后看，不是留恋所谓的改革开放，而是要向前走，要果断地告别改革开放，并努力革新前现代政体。
状元周有择死了，迷茫、焦虑的情绪笼罩着中国，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百年的宪政理想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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