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犯“小错误” 母亲是居委会主任

　　原题：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经历

　　作者:老骥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恶毒攻击雷锋”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