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同消息渠道传出信息称，现任中共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仕途将有变，胡或将升任陕西省会城市西安市委书记，或将升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尽管至今消息也未坐实，但中国舆论场对这位中共前总书记之子的特别关注还是显而易见的。
北京时间3月17日，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搜狐网一篇题为《“跨界书记”胡海峰》的文章，对胡海峰极尽夸赞之词，并直言胡海峰果若调任西安，那将是“春暖长安（西安）”，能够让死气沉沉的“废都”西安活起来。
因为胡海峰的职业生涯，先后经历了高校、高科技公司，其后正式步入政坛，故而，搜狐网该文章赋予胡海峰一个醒目标签“跨界书记”。在中美贸易战后高科技与创新成为中共经济改革的优先事项之际，特别强调由高校、高科技公司跨界到政坛意味着什么，简直是不言而喻的。搜狐网文章锻造“跨界书记”标签，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近年来成为舆论场关注的政治明星（图源：Reuters）
胡锦涛“光环”背后
然而，对于中国舆论场以及普通民众来说，胡海峰获得如此之高的关注，更多的是源于其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这一特殊身份，而并不是由于胡海峰从政经历中是否“跨界”。
尽管胡海峰目前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子女中唯一从政者，但是胡锦涛在位期间对子女的严加约束及其在中共十八大后不恋权栈的“裸退”之举，在中国舆论场一直有着赞誉之声。
亦有冷静分析指出，胡锦涛之子这一身份在给胡海峰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把握不好也会成为其日后仕途晋升的包袱。因为要想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中共官场最终脱颖而出，终究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政绩，而历览古今官场，受声名所累者比比皆是。
出生在1972年、现任中共丽水市委书记的胡海峰，在中共官场行政序列中还仅为厅级官员。而无论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还是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在中共官场都已是副部级官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共副部级官员中，已经有了12名“70后”。
“70后”官员晋升副部趋缓
这12名“70后”副部级官员中，较为知名者包括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1970年生人）、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1971年生人）、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1971年生人）、中共贵州省委秘书长刘捷（1970年生人）等人。
2013年5月开始从政、挂职嘉兴市委副书记的胡海峰，在2016年升任正厅级。相比上述中共“70后”副部级官员，单以升任正厅级官员的年龄来看，胡海峰也并不很突出。
而整体来看，相比于中共政坛“60后”世代中的胡春华34岁晋升副部、陆昊36岁晋升副部、孙政才39岁晋升副部，中共“70后”官员的整体晋升速度有放慢趋势。上述时光辉等中共“70后”官员升任副部级都已经是40岁开外了。
对于中共官员这种代际更替减缓的趋势，有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60后”世代官员成长速度更快，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十分提倡干部年轻化，要求在班子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所以当年不时会出现‘破格提拔’的现象”。
而中共中央在2018年10月底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决纠正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取人偏向”，这表明中共干部们未来有可能在较大年龄还继续被擢升重用。
在现今中共“70后”官员中，如同“60后”世代陆昊、胡春华和孙政才那样的的“破格提拔”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大部分“70后”官员的成长路径都是在“按部就班”，他们从大学毕业到成为正厅级干部基本都经历了十七八年的历练。对这一官员代际更替减缓趋势，中国大陆新媒体公号“长安街知事”认为，现在“70后”官员的晋升速度正处在比较合理的范围。
按照中共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时，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而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时，则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这么一算，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正常情况下，部级官员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中共“70后”官员晋升副部级速度整体放缓，还有另一层客观现实原因。相比于官场“60后”世代，中共“70后”官员群体齐刷刷拥有名校高学历，甚至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要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有更突出的表现与政绩。
从东南到西北，胡海峰面临诸多挑战
熟悉中共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观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用人现象，以及中共高官仕途的晋升轨迹，大多数从上海、江浙调任至西部省份的官员在经过积累经验以后，终会更上层楼获得重用。
然而具体到胡海峰由浙江转任西安市委书记的传闻，果若成行，对胡来说挑战不少。胡2016年3月起代理浙江嘉兴市市长，至2018年7月方始升任中共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其市长与市委书记职务合计刚满3年。
且浙江为中国民企重镇，经济社会远为发达，而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则要落后很多，东南经验平行转移到西北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轻松。近年来中国东部省份经济上正经历“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乐观的人们预料，在这一潮流中东部部分产业可以实现向中西部的转移。
然而现实中，除了重庆在黄奇帆担任市长期间招商引资搞得有声有色，以及贵州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动员下实现产业升级之外，其他西部省份囿于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经商软环境不佳，产业承接与转移并不顺畅。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胡海峰也好，还是其他中共“70后”官员也好，他们实现官场蜕变，为其“政治明星”光环注入更多实实在在内容，无疑需要更多的真刀真枪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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