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最典型的上山下乡运动受益者

　　今年一月，胡锦涛之子，现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在由中共浙江省委主管主办的杂志《今日浙江》上发表的文章中曾呼吁引导工商资本、乡贤和新青年“上山下乡”，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加快向乡村流动、在乡村整合，促进乡村“二次开发”，实现乡村蝶变振兴······

　　两个月后，共青团中央发出了一份有关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建功行动的通知。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日前就此新闻刊登的综合报道文章《中国共青团罕见发文促青年“上山下乡”》介绍说：中国共青团中央北京时间3月22日下发一份红头文件，要求该国境内所有群团机构组织青年下乡建功行动。 这场被称为新时期“上山下乡”的行动旨在为培养一支三农青年工作队伍，加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共青团要求要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思想）在青年入脑入心见行动。 通知显示，此次行动主要为“培育本土人才兴乡、 服务在外人才返乡、 动员社会人才下乡”。

　　多维的这篇报道文章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共权威机构近来少有的公开要求青年下乡的举动。 此前有关“上山下乡”引发热议的话题是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一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建议。

　　多维文章中提到的这位于鸿君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现任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他于去年七月公开发表的《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中声称，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也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人才缺乏等问题······

　　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他的这篇文章是专为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出路而做。他认为当今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同时，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同样需要就业，但是今年（指2018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只有900万。如果大学生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所以他建议，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大学生到农业产业化企业工作。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他称，每批大学生下乡期限可安排2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

　　经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一项硬性政策就是所有下乡插队知青都必须在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少两年时间，才有资格被招工，招生，招兵或者招干。所以于鸿君这里的大学生下乡两年期满可以返城“重新参加毕业分配”是百分之百的“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条文的翻版。

　　而这位北京大学的于书记也并不讳言他的“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与五十年前的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关联性，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是利大于弊，所以不应该全部否定。他声称当年的“这个”运动客观上形成双向互动式教育，他们（知识青年）也改变了农民，如生育观念、卫生习惯等，甚至能够改变农民子弟的命运"；如果把那场运动"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放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则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上山下乡让青年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后来回城有所作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于鸿君的如上说法，毫无疑问是号准了当今圣上习近平的政治脉搏，精准诠释了习近平的“梁河家河的大学问“。因为他非常明白习近平是当年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少数受益者中最典型的代表。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陕北光宗耀祖时对身边的妻女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去年某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曾刊专文介绍说：《梁家河》一书是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的真实记录。习近平在梁家河学到的“大学问”，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民族的根与魂，就是人民立场，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发进取的血肉联系。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与民同甘共苦、辛勤劳作、舍生忘死、开拓创造的过程，是他生发对老百姓热爱和奉献精神的过程，也是他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过程。” 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说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荐上大学的。）

　　王成信的文章中说：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有在农村插队锻炼的一个生活经历，正因为有了这个经历，他们才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这个浩浩荡荡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高瞻远瞩的目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按照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家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正如唐燕女士在她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中所抨击的那样：“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唐燕的文章中还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而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在剥夺我们大多数适龄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习近平他们极少数人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权利。相对于在取消了高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所有当年的知青来说，习近平 之类都可以说是“文革”以及它的“子运动“上下下乡运动的受益者。对此，习近平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公然为“文革”翻案，重新对已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彻底否定的“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文革”的“子运动”评功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