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六四”，又到周年。1周年，10周年，20周年……一晃，30年逝去。

　　试图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大命题，不妨先引术两段语录：

　　两段语录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第一段语录，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它是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的性质。

　　第二段语录，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开枪杀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高潮中录下的一段录像。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我们不妨顺着这两段语录做一梳理。

　　“维稳” 卅年

　　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

　　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治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

　　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政治严冬

　　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以默认各种利益集团的腐败换取对权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学生们高喊“反腐败，反官倒”走上街头，但30年前学生们要反对的腐败，与今日中国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习近平则是高举“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变成了巩固权利、打击异己、获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说，江胡时代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有时松时紧的间隔，还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话题上议论吐槽的话，那习近平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已经彻底封杀了任何不同声音的发声渠道和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从政治异见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从维权人士到少数民族、从网络大V到演艺名流、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甚至稍微与“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严酷打压乃至灭顶之灾。

　　习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网络新技术，把乔治·奥维尔笔下虚构的“大哥”全方位监控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说，30年前，“八九”民运在中共建政后最温暖的政治“小阳春”中爆发，那么，30年后，中国正在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擦亮眼睛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语录。柴玲30年前录下这段话时的状态、她的话是否被误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人被打死，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当柴玲等学生领袖挽着手臂带领同学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发生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擦亮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了吗？

　　30年前，当“六四”的枪声划破北京的黎明的时候，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6月3日晚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警告“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也就是军队拿到杀人令牌后，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这里绝无指责之意。那个凌晨，迎着枪弹、迎着坦克挺身而出的学生市民大有人在。

　　从分析“八九”民运政治遗产的角度，这里要说的是30年前运动领导者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1989年6月4日天大亮后，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

　　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八九”民运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必须要对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有一个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人们曾说你一杀人，全体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来反抗了，那你对老百姓就估计错了。而且从根本上就估计错了。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专治？要通过一件什么事来教育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对的。对专治不反抗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专治，而是知道专治的厉害。”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噤若寒蝉

　　那么，先于民众“擦亮”了眼睛的知识精英群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让他们更加心明眼亮，执着追求了吗？

　　“八九”民运的主体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学生，尽管被批评幼稚冲动、缺乏政治技巧，但他们忧国忧民、推动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纯洁而炙热的。80年代的大学生，在1989年那个春天，勇敢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吹响了社会的号角。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为“黑手”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被指责“软骨头”，没有挑起大梁。但是，一批曾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领教过中共专制制度的“厉害”的公知，还是在1889年那个春天挺身而出，与青年学生走在一起。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前，与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已经成功的营造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宽松、自由、活跃的政治气氛。

　　然而，这场小阳春在89年那个春天嘎然而止，乍暖还寒。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的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说：

　　“‘六四’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丢了多少条人命，而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体变革的机会。‘八九’之后从党政军到知识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着，主导‘八九’民运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

　　30年来，这样的“和平变革”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中国的民主力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没有恢复元气。

　　不屈不饶坚持奔走呼号者仍有。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是一个典范。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辙附和“主旋律”的话。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国1.5制”

　　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让北京震惊。“八九”之后的30年，“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字眼常常与香港连在一起。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紧。

　　1989年5月21日，超过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实施戒严，声援大陆的民主诉求。那次空前规模大游行的组织者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被判监禁16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BBC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1.5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

　　毋忘“六四”

　　过去的29个“六四”周年，香港支联会都组织维园烛光悼念晚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毋忘‘六四’”。

　　临近“六四”30周年，香港支联会4月17日在立法会外启动了“毋忘‘六四’号”宣传车。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30年来，有关“六四”，中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彻底抹去有关“六四”镇压和“八九”民运的一切纪录，就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六四”镇压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在不知“‘六四’是什么”中长大。

　　有形的纪录可以抹去。人们的记忆也可以抹去吗？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曾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中，“自觉”抹去“六四”记忆者，相信不在少数。

　　曾是BBC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的林慕莲（Louisa Lim），几年前出版了回忆“六四”的专著《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慕莲说：“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30周年，对于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纪念“六四”，意义尤殊。用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话说，“‘六四’30周年的纪念，可以说是仍以‘六四’亲历者为主体的最后一次最受瞩目的纪念。”

　　实际上，过去30年来笔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过的“六四”亲历者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尊信，戈扬、王若望，许良英等等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她们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或在中国政府的监视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如何纪念？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任何一个相信正义和道德的人，都应该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