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替王震撑腰先整习仲勋再搞掉胡耀邦

　　熟知中共执政史的人士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党内最著名的两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邓力群，“武”是王震。而他们两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经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从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角色，他们两人当时可谓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政治死敌”。王震当时担任着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左”的出奇。 邓力群当时应王震要求起草的镇压指令内容中就有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反对象的说法，也就是如今习近平政权下令全面围剿的“泛清真化”。

　　1951年4月13日 ，习仲勋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不要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在镇反中不能提“大回族主义”。当时，习仲勋不赞成在新疆地区的军队和机关中检举“ 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

　　有曾经公开过的中共党史资料记载说，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对抗习仲勋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时候，邓力群提出了“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的主张，并给王震出了在《新疆日报》上刊载习仲勋讲话时用打省略号的方式把关键的反左内容全部删除的主意。继而，王震和邓力群继续进行了对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宗教势力的大举镇压。

　　2016年年底，中国内地一家网站刊登了一篇《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 王震在新疆的功过是非》。文章作者本意是要赞美王震的“铁腕治疆”，所以也就把他王震当年治疆的血腥手段披露了一些。

　　该文章介绍说：王震1949年率领自己的解放军部挺进新疆。之后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此后王震对新疆的治安进行了严格地整治。王震与新疆联系很紧密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西北局派驻新疆的大员，肩负着新疆党政军大权，自然对解放初期的新疆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同时期的新疆，不但有旧政权残余分子的暴乱和破坏，更有泛突厥泛伊 斯 兰的“双泛”分子武装叛乱。北疆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到1953年前后才逐渐肃清，而南疆的武装叛乱在50年代中期依然猖獗。在当时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下，新疆也大规模肃清叛乱分子。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点，新疆还没有内地某些省份例如广西手腕强硬，但因为新疆地广人稀，且中间还夹杂着民族关系，所以王震的名声就显得突出。

　　王震在新疆大开了杀戒，所以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就不言而喻了。王震在新疆开杀戒是因为他一个心腹师长行军途中掉队了一会儿，被叛乱分子杀害，同时各地都有经常零星被袭击事件，才动手的，等毛泽东知道制止已经干了几个月了，清理的差不多了。后来王震回京汇报工作时说：“老子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

　　王震在新疆的严厉大规模镇压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是也把想杀的和该杀的解决的差不多了 ，等中央的命令下来，他就收手了，剩下的只不过是大地震后的余波，但是效果很明显，影响也很久远，一直到80年代，新疆的吓唬小孩就说：再哭！王胡子来了！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用狼、熊、警察和神鬼吓唬爱哭闹的孩子。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日本必将抵挡到底，进行本土决战。估计美军伤亡至少十万，而日本军民伤亡至少五十万。两枚原子弹总共伤亡才十万，两相对比还是原子弹“仁慈”。王震在新疆道理也是一样。

　　在中国内地知名度较高的西陆网2016年年中也普刊登过一篇标题为《新疆人怕到骨子里的将军 让维族群众养猪示爱国》的文章，讲述了当年王震治疆的几则“经典故事”。其一，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官兵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

　　其二，对于少数抱着安拉不放，不听毛主席话的，王震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养一头猪，猪养大了还必须亲手宰杀，宰杀了还必须看着你吃下几块肉，否则，劳改。

　　其三，新疆的少数人不服，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王胡子不执行，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说好啊，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拉下车，全部“突突”了。

　　其四，战士值勤中遇到不讲理的维族老汉，枪走火杀了老汉，几百个维族人包围营房闹事，要求枪毙战士，胡子马上授意农垦兵团战士几千人带着各种武器（非热武器），乘着各种农用车，包围维族人，一场混战，从此维族人见着那个农垦兵团的人就躲，枪杀维族老汉的那个战士不久被保送军校……。

　　2014年来自中国山东的伊斯兰历史学家李云飞阿訇曾向境外媒体投书, 较有见地地分析和总结了中共政权不同时期的治疆政策。

　　解放前，中共曾向“三区”（伊犁、塔城、阿山）人民承诺新疆问题由民族自决。解放后，中共食言转而谋求永久统治，并借鉴俄属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经验，通过移民和文化同化政策来削弱本土民族的政治诉求。于是，新疆的“民族自决”以“自治区”这一行政概念取而代之。

　　不过，按照李云飞的看法，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区仍能有效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这种自治区一般会实施高度的地方自治，属于国家第一级行政区划，可拥有自己的立法与行政体系。如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都设有类似的自治区。这种自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少数族裔在国家主体民族中的民族利益，如生存的权力、信仰自由的权力、保持传统文化的权力以及作为原住民对本土资源优先使用的权力。

　　实践证明，这种自治区并无损于国家统一，并能有效解决国内的族群矛盾。然而，中共对新疆的移民和同化政策从根本上消解了自治区概念的原始意义，并且施行以党代政，由汉族干部出任党委一把手，并完全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章法办事。如此一来，中共统治下的自治区仅存一空洞的名目，并且与当地少数民族在族群权力、宗教和文化上不断发生冲突。今日新疆问题，拨去皮毛从本质而论，实为中共新疆政策严重失当所致。幸甚至哉，共和国史上存有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可资后人参悟与借鉴。

　　李云飞回顾说：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选之初便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他说：“自治与自主权是密切结合的。这就是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这就是辩证法。没有充分的民族自治权,就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自治就是自治权，胡耀邦提出要放权给自治区。这种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立即遭到一些中共官员的抵触。

　　1984年，胡耀邦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你们无非是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他接着说：“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踫大钉子的”。

　　胡耀邦把自己的民族政策概括为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至少免除自治区两年的农牧税。“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走人”，就是除必要的干部外，所有汉族干部都调回内地安排工作。他鼓励各地少数民族一把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为本族谋福利。在新疆，胡耀邦支持重修被毁的清真寺，修突厥文化史，平反冤假错案。

　　在胡耀邦当政时期，新疆没有发生一起暴动事件，这与王震主政新疆一年（1950年）出现16次武装暴动形成鲜明对比。1987年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职，两年后与世长辞。随着他的去世，共和国最宽松的民族宗教自由时期宣告结束。

　　其实，胡耀邦当时力主施行的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在他生前还是中共总书记在中共政权内部遭到否定，而当时中共高层否定“胡乱邦”的内部行动，就是始自王震对撤销“生产建设兵团“的坚决抵制。

　　王震去世之后邓小平三女儿邓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中记载说：“胡子叔叔有事，总是先把我叫去。１９８１年７月，我和我爱人刚从国外回国休假。有一天，胡子叔叔叫我去。我一进屋，只见胡子叔叔一脸的严肃，一脸的不高兴。

　　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提出要撤销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怎么能撤销！这是我们国家农垦生产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也是戍边保国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边说边用拐杖在地下重重地敲了几下。

　　他说：“毛毛，回去跟你爸爸说，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不能撤销！”

　　邓榕回忆说：这一年的８月，我的父亲视察西北和新疆，胡子叔叔同行。父亲和胡子叔叔走了一路，视察了一路，思考了一路。这次视察以后，那位领导同志提出撤销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里说的“那位领导同志“谁都知道说的就是胡耀邦。邓榕在这里只提到了王震陪同邓小平视新疆，而没有提到的是当时被邓小平点名陪同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邓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