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戴河两个议题或令中共束手无策

　　每年7月底和8月初，北戴河都会有一个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一般都会因应当年的形势商定关键的重要政策和人事决策。至于当局最关注的形势重点，今年的情况又不一样。日媒刊发评论列出了两个特别令北京感到棘手的议题。

　　综合外界报导，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被指除了讨论内部经济环境、中美贸易战两大议题外，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风波也罕见被列入“高层务虚会议议题”内。其中贸易战和香港问题被认为最棘手。

　　裴敏欣分析说，中共仍不太可能下令对香港进行暴力镇压，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国际媒体会现场报导中共的行动，若中共采取暴力行为、无疑将破坏其形象，甚至破坏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

　　另一个原因是，若在8月和9月残酷镇压香港的抗议活动，将损害中共拟定的10月1日“70年”庆祝活动。

　　他表示，这些限制将迫使习近平和中共政治局成员推迟到10月1日之后再做出决定性行动，或者甚至可能等到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因为对香港的镇压几乎肯定会激怒台湾选民、并将总统席位交给支持独立的民进党。

　　他认为，在失了香港民心，再丢掉台湾，这让中共过去的统战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中共显然竭力想避免这一点。

　　自6月以来，反《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抗议活动在香港各区遍地开花，大部分活动都是和平和理性的，无论是民众自动让出车道、请救护车先行，还是具有人情味的连侬墙，都让世界赞叹香港人的高素养。大陆媒体对香港的反送中活动先是严密噤声，但到7月21日抗议人士对中联办招牌喷墨后，中共官媒进行大肆渲染，并罕见公布部分图片。

　　而在21日晚，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雇用的黑帮人士挥舞铁棍和藤条在元朗地铁无差别袭击抗议者和路人，导致至少45人受伤的暴力事件。事件令亲中联办的建制派议员何君尧，成为众矢之的。事发当天，何君尧被拍到与行凶的黑帮暴徒握手言欢，遭到香港各界谴责。

　　多方消息显示，中联办是动员此次黑帮行凶的幕后黑手。中联办26日晚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但网上传出的内部视频显示，在7月11日元朗乡委会内部仪式上，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向一众乡绅说“不容许他们(示威者)来元朗搞事。”

　　这起恶性攻击事件引发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连一向政治中立的政务官（AO）都纷纷联署公开信，促港府反思近月以来自身及警方在应对公众抗议活动过程中是否有“失当行为”，正面回应民间的各项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由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各个事件。

　　7月27日（周六）大批香港民众不顾警方的“反对通知书”，涌向新界元朗，28.8万人“反黑、反送中”和平示威游行。警方发射催泪弹、海绵弹及橡皮子弹驱赶示威者，致23人受伤，11人被捕。

　　7月27日元朗大游行当晚，示威者在元朗地铁站外发现一辆私家车，车内藏有武士刀和大量木棍、藤条等凶器。据《苹果日报》报导，车中电费单上的姓名和一名中联办官员相同。

　　记者查询运输署资料发现，该私家车的车主为一名非华裔人士，注册的地址为元朗吴家村。不过，车上电费单地址为元朗南边围村3巷9号地下，姓名为“YIP FOO”（粤语音）。

　　网民质疑该姓名与中联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叶虎的姓名译音相同，再加上车内发现疑似中共军帽，因此再次对中联办操纵黑社会打人展开声讨。

　　这些动向表示，港人的怒火已指向北京的中共当局。

　　裴敏欣认为，官方这种短期战术充满风险，因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部署黑社会成员可能会导致与抗议者之间发生致命的冲突。随之而来的混乱可能迫使北京方面不管多高的政治成本、都不得不担待。”

　　一直有观点认为，北京因为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而在处理手法上颇为忌惮。事实上，国际上对香港民众的支持声音一直未停。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对香港问题发声。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早前在谈到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有明确表达美国一直在关注此事，不希望看到中共用暴力解决问题。“我希望习主席能做正确的事情。”

　　但北京对外界的关注反应就极不友好。比如德国自民党党主席林德纳日前访华，因在香港会见了“反送中”代表而遭中共官员冷待，中共官员不但取消了事前安排好的会晤，还不顾外交礼节，当众发飙长达30分钟。

　　一党专制意识形态局限中国 美中贸易谈判令人悲观

　　另一个前对中国最棘手的问题被认为是美中贸易战，7月30日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可能刚好在北戴河秘密会议之前或期间进行，地点确定在上海而不是前次的北京。

　　裴敏欣指出，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推进，中共妥协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减少，所以中国（中共）领导人将不得不迅速决定——要不要用接受协议来换时间，要不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局势以便创造更好的条件、改善美中关系，以及要不要准备对可能升级的贸易战坚持不妥协到底、要如何应对美国接下来的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他表示，长期而言，中方最令人期待的行为当然是中国能选择更加开放和改革。外界认为，若中方这么做，不仅为国内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着想，也能消除美国对纠正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压力。

　　裴敏欣指出，但可悲的现实是，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中国当前的一党专制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封闭政治决策和个性化统治都使这种（改革）转变变得异常艰难，甚至不可能。

　　裴敏欣表示，“中共跟随苏联进入历史坟场的最可靠方法是把自己跟外部世界脱钩，制造比需要的还要多的敌人，同时浪费其有限的战略资源。”“大多数中国（中共）领导人为前往北戴河（参会）打包行李时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