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仍争议: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下令

上周二（7月23日）晚7时，中国央视《新闻联播》与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正式发布了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周一（7月22日）晚11时许因病逝世的讣告。中国官方给予李鹏曾经的政治地位和资格相匹配的哀荣。官方讣告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并称李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据香港01刊文，但李鹏在港人，以至国际间的认识，更多的是在六四事件上的角色。

据香港01刊文报道李鹏与六四看一个争议人物的“身后名”。

该报道说，在李鹏的一生中，有关于他在中国电力事业上的功与过，有关他的家族传闻，都是坊间热议的谈资。以三峡水坝为例，在李鹏担任总理任内，三峡工程开工，这项耗资逾千亿元人民币、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从立项之初就备受争议。当时，还处在论证阶段的三峡工程即在移民、环境和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争议。对于这个争议工程的上马，人们多数认为水电专业出身和早期政治生涯集中在电力系统的李鹏发挥了主要作用。

该文指，即使在2002年李鹏从政坛正式退隐后，他的社会声望也并没有因远离政治而恢复，相反倒是更加受累于有关其治家不严的传闻。李鹏的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琳都曾担任国家电力系统要职。其中，现任交通运输部部长的李小鹏曾长期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和华能国际的领导职务，被称为“亚洲电王”；李小琳曾任中国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和党组成员、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称为“亚洲电力一姐”。中国五大电力集团，李家兄妹居其二，坊间因而有中国电力系统是李家天下的说法。李家两位子女能在中国电力系统做到高位，很难撇清父亲李鹏在电力系统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的关系。

李鹏因为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而成为中国最具争议的总理，以至于“言六四必谈李鹏，言李鹏必涉六四”，但六四的争议显然不是李鹏漫长政治生涯的全部 如果从1983年担任中国副总理算起，到2003年退休前，他在权力的顶峰待了二十年。从政治生涯初期电力系统起家，到走上权力顶峰力主三峡大坝建设，乃至他卸任退休，子女的继续经营，李鹏家族在中国电力系统庞大的影响力，中共政坛无出其右者。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六四”仍然是李鹏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争议。

该报道称，相比于李鹏早期在中国电力系统以及后期在全国人大委员长任上的经历，外界更为关注的是官方对他在国务院总理任上的评价，特别是在敏感的六四事件上的表现的评价。针对这部份内容，讣告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官方对六四事件“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决定了，官方最终对在事件中持强硬态度的李鹏的评价总体而言是褒赞的。

从官方讣告盖棺论定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李鹏在六四中的政治站位，仍然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不过在中国民间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六四事件最后以流血的悲剧结局收场，态度强硬无意让步的李鹏被很多人认为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长期遭受指摘与批判。

据该文指出，1989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六四事件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六四事件事态激化前，李鹏要求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负责，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发表于1989年4月26日的社论（史称“四． 二六社论”）指“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此后，5月19日，李鹏出面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宣布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尽管李鹏在发言中也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篇被称为“五一九讲话”的言论依然引发学生和社会强烈反弹，被认为是弹压的前奏。一天之后， 5月20日，李鹏以总理身份签署国务院令，决定当日起在北京部份地区戒严。

据香港01刊文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称，李鹏在六四事件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在学潮中为了自己的“四． 二六社论”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决的学潮不得不暴力收场。书中还记载“（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之后，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该文指出，李鹏的回忆录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却呈现了不一样的面貌。卸任之后的李鹏，著有三十万字的《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内中披露了不少内幕，李鹏写道“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还包括将自己在六四中的责任全部推卸，称邓小平当时已指示要有准备可能出现流血事件。李鹏自己亦已作最坏打算，准备好牺牲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阻止示威失控，变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

该刊文指出，而且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更是将六四争议最大的地方 解放军进城开枪，完全推卸给了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共领导层。

据该报道说，在赵紫阳看来，正是因为李鹏，使得本来能够和平收场的示威游行，最终走向了失控留血的局面。而在李鹏的眼中，出于对中共的忠诚，解决已经困扰中国近两个月的示威事件，中国政府必须强势，而在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人员伤亡的。与此同时，李鹏也认为自己只是邓小平的传话人，武力清场也只是邓小平的意思。

香港01刊文指出，两个同样经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因为各自立场的不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在看待1989年那段激荡的岁月时，将李鹏称为中国第一批技术型官僚的代表之一。这个群体的官员被认为总是忠诚地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服从更高的权威。在六四中，李鹏的确忠实地服从邓小平的决策，有人形容，李鹏就像是“邓小平的一个小兵”、“象棋的一个棋子”。因而，有人称，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角色。他机械地执行了中共高层的决策。

该文报道称，但实际上，李鹏在六四事件中并非是无预定立场的，他是当时对学生持强硬立场的关键高官之一。李鹏作为“强硬派”，在六四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显然激化了矛盾。所以在六四流血问题上，李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因为如此，1993年李鹏连任国务院总理时有210张反对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属少有，体现了中国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