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为何在税收上让利于地方政府？

　　2019年10月9日中共国务院下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确定的2—3年过渡期到期后，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即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总体看来，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割肉让利。

　　近年来，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运转，尤其这几年其金额占到各地政府80%以上的收入，又被称为“土地财政”。中共经济界有学者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源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引发。

　　1980年至1994年之间，中共中央采用地方财政大包干的政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地方建设，上交中央的税赋较少，使得中央财政拮据，同时沿海省份富得流油，中西部省份依然贫穷。广东省官员由于这一政策在中央那里显得财大气粗。中共中央政府不甘心这种局面，就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

　　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地方政府眼见利益被剥夺，不愿就范。当政的朱镕基为了说服广东省等地方政府，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

　　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为了中共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分税制的推行使得中共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获主动权。

　　中央盘剥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也层层盘剥。省一级政府将地市政府财政收上来供自己使用，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来供自己使用，结果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要承担80%财政支出项目。

　　此外中共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而是以“专案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

　　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搜刮钱财。但无奈地方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国企和一些花了大钱投入的项目，如地铁、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专案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有的还需要财政掏钱补贴，其它方面的收入也有限。

　　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自身的利益敢和上面顶着干。

　　中共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房价持续上涨。中央政府于2004年要求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建立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当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确定为土地开发和城市扩张后，地方政府顺势开始了“土地财政”之路，造成地、住房价格暴涨、地方政府暴力拆迁事件屡屡发生。

　　房价的不断上涨，造成了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化”，买房成了投资。各路炒家不断进场，实体资金不断进场，外资也不断进场，房企、买房者和炒家巨额负债，由此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虽然中共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甚至“约谈”要降楼价，而地方政府置之不理，努力维持高房价。

　　中央政府眼见房价一路上走，房地产崩盘风险越来越大，从而未来引发的金融风险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中共的“维稳”不利。而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地方政府支撑不下去也不行，中共中央只好想出各种办法让地方政府维系下去。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在税收上忍痛割肉让利。

　　分税制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和地方诸侯争权夺利。在中央和地方的内部分赃，而此次国务院的方案就如同纠正中央与地方分赃不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