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中共“第八大常委”、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即将出国完成一项新使命——他将作为习近平特使分别在10月20日和22日出席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就职仪式和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并对两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其自7月份访问蒙古国之后近数月来首次外访。
外界对王岐山此行所扮演的角色充满好奇。事实上，这种好奇几乎是从2018年3月他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超龄”（时年70岁）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开始的。在中国政制结构中，“国家主席”只是虚位元首，地位崇高，但是实际权力并非由这一元首角色赋予，而是由其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所决定，如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即因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而握有实权。所以“国家副主席”，作为“国家主席”这一国家机构辅助职位，其本身更不具有实权地位，其角色仅限于协助国家主席履行一些象征性、礼仪性的职责。
然而，鉴于王岐山曾经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打破中共“七上八下”（67岁履新，68岁以上退休）的潜规则，而只是陪跑，担任一个闲职。当2018年5月15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王岐山以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委员身份现身（地位仅次于主任习近平、副主任李克强，位列第三）时，外界又据此认为他将是中国外交事务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并且有可能是改变中美关系恶化走向的幕后推手——总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性角色。
事实上，不同于上届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过去的一年多，王岐山的确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似乎相当活跃——一些报道称，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岐山出访频率大大超过前任，并且多次作为习近平本人特使出席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访接待、悼念活动等。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并没有必要将王岐山的角色过于神秘化。
第一，的确，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经常以礼仪性角色参加外交活动，不过，这是其角色使然。从中国国家副主席一职的设置，人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他的“份量”。至于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的地位，如果对比当时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前任李源潮，人们就会对王岐山的地位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事实上，即使是李源潮当年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其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应该说也是比较有限的。事实上，李源潮当年也是频频以外交礼仪角色出席国内外的活动。
第二，所以说，王岐山此次外访是在为2020年春天习近平访问日本铺路吗？这恐怕也谈不上，即使是有也应该是营造良好气氛的效应。毕竟从外界看来，一名正国级国家领导人的造访在中日关系经历超长冷冻期后显得是如此重要。
众所周知，中日关系是一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才出现较为明显的缓和迹象的。当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邀正式访问了中国，而在此前数年中钓鱼岛问题等让中日关系跌到历史地位，首脑互动寥寥。其实，即使到2019年6月底习近平出席大阪G20峰会，本来有机会顺势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但是仍然未果。当然原因可能多样，但是这一切显示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此次王岐山访问日本，当然会被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关系缓和机会。
第三，当然，王岐山早就公开表示只是“我现在负责协助主席做一点礼仪性外交”，这是机制约束要求，但事实上机制约束肯定会因人而异。如上文所说，王岐山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前已凭借其金融经验和反腐成绩而奠定了地位，虽然如今只是普通党员，但相信其话语权还是有的。
王岐山仍然会在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应该说更具有顾问性质。事实上他每次出席礼仪性场合的讲话都引起不少的关注，尤其是外国政界的注意。外界观察人士认为有充分理由相信，王岐山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习近平本人的思想，这将是读懂习近平本人的“一把钥匙”。从某种意义上，这应是外界仍然极为重视已经担任“闲职”的王岐山的原因。
正在北京即将召开一次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央全会时，王岐山10月17日对到访中国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说，“中国的道路选择，同100多年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史、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基因紧密相联。中国将继续保持冷静清醒，战胜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而在习近平的一些重要象征性活动中，王岐山也经常成为七常委之外必然露面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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